皮锡瑞综罗历代学者之论，针对魏晋时代的经学演变而大加评判，其指摘责难之意跃然纸上。

（1）王肃注《尚书》，唐代孔颖达指出“王肃之注《尚书》，其言多同《孔传》”；宋人吴棫、朱熹，清人阎若璩、惠栋均曾“诋其失，以为伪作”；丁晏更“考定其书实出王肃”。皮氏也以为然。

（2）王弼《易》注，皮氏称其“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何晏《论语集解》，皮氏言其“合包、周之《鲁论》，孔、马志《古论》而杂糅莫辨”，且“所引孔注，亦是伪书”。对于王弼、何晏的“祖尚玄虚”，范宁曾“常论其罪浮于桀、纣”。皮氏显然认同此说的。

（3）杜预的《左传集解》，皮氏言其“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据周予同先生说，此论前后盖本自惠栋和陈寿祺。惠栋称杜预作《左传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陈寿祺则以为“其善者多出贾、服而深没本来”，更有的内容“出何经典，诚所未闻”。又皮氏言杜预还有“谅闇短丧，倡为邪说”之过，且在解释《左传》“凡弑君为君，君无道也”一条时有“亟扬其波”之嫌，又对郑伯射王中肩之类“曲为出脱”。据周予同先生说，皮氏此论前后盖本自王应麟和焦循的议论。皮氏则综合王、焦之说，断言杜注“多伤名教，不可为训”。

（4）范宁的《谷梁集解》，皮氏认为，其“虽存谷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諆”，且称“宋人谓其最公”，盖因“此与宋人门径合耳”。据周予同先生说，此处宋人盖指黄震，或出自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汉人注经”条所称“黄震言杜预注《左氏》，独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独主公羊；惟范宁不私《谷梁》，而公言三家之失”。皮氏则称：“若汉时，三传各守专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可见皮氏对此反以为病。

（5）郭璞的《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所以被惠栋弟子余萧客谓为“攘善无耻”。周予同先生指出，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亦记有余氏此论，皮氏之说盖据此。

可以看到，以上皮氏的议论和判断，往往有着前人之说为其根据，特别是清人的议论更显突出。这一判断大体上是出自对于传世的十三经的经注加以比较而得出的。即除了《孝经注》外，其他经注汉人、魏晋人各居其半。与上述诸家形成对照的就是东汉的郑玄笺《毛诗》、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另外，皮氏如此的评价汉代与魏晋时经注的高低差异，也与清代后期回归汉学的学术风气有直接关系。

除了皮氏所关注的方面之外，与魏晋时经注风格转变相伴随的学术转向，又在于人们所熟知的魏晋玄学的兴盛和发展。《南史•儒林列传》有云：“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时荀顗、挚虞之徒，虽议创制，未有能易俗移风者也。自是中原横溃，衣冠道尽。”当时，《老子》、《庄子》成为学人之所好，而与《周易》之并称“三玄”成为时尚经典，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学术走向，以及南学和北学的差异。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南北各有朝廷，代相对立，反映在传统的经学方面就产生了所谓“南学”、“北学”分立的局面。皮锡瑞称“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北史?儒林列传》以“江左”、“河洛”来概括“南学”、“北学”的分别。皮氏说：“夫学出于一，则人知依归；道纷于歧，则反致眩惑。” 皮氏正是以“学出于一”与“道纷于歧”来判断北学和南学的分别的。所谓“学出于一”就是经注同出于郑玄，如其所说的“欲治汉学，舍郑莫由”。所谓“道纷于歧”就是数家并行，如其所说的“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这主要是依据《北史?儒林列传》的记录。也就是北学的《尚书》、《周易》、《诗》、《三礼》皆宗郑氏，《左传》宗服（虔）即是宗郑。而且还有郑玄注的《论语》、《孝经》，何休注的《公羊传》，皆“大行于河北”，从而“可谓知所宗尚”。

《北史?儒林列传序》在比较南学、北学的特点时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皮氏最不以为然的，他认为此说盖因“唐初人重南轻北，故定从南学”。并且举皇侃的《论语义疏》以为说。以为其“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如此“可见一时风尚” 。皮氏还借着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对代表南学的皇侃和代表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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