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苞，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

徐伯珍，其叔父璠之与颜延之友善，还祛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吴郡顾欢擿出《尚书》滞义，伯珍训答甚有条理，儒者宗之。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业生凡千余人。同郡楼幼瑜，亦儒学。著《礼捃遗》三十卷。

顾欢，八岁通《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后与同郡顾顗之诸子，及孙宪之并受经句。年二十余时，更从雷次宗谘玄儒诸义。欢晚节服食，不与人通。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又著《三名论》与钟会四本论相类。还注王弼《易》二《系》，学者传之。

杜京产，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并专修黄老。与同郡顾欢同契，始宁东山开舍授学。

臧荣绪，惇爱《五经》，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

从前面所列的一些学术人物的学问兴趣和其所长来看，或固守经学，或兼容道家，或专修黄老，表现出多样的取向。可以说在经过魏晋以来的政治变迁和清议玄谈之风的洗礼之后，不少学人仍守候着那份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真的期待着有一天自己的学问有其用武之地，而他们当中的另一些人或许真的要像庄子那样永远地采取避世的态度。总之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依归。实际上就学问而言，早在东汉的马融就遍注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这种广博的学风也影响了后世的学人。

（三）萧梁时期的学术状况

到了梁代的梁武帝萧衍时，历经宋、齐两代的传统经学，进一步有所改观。这无疑得益于梁武帝的国学素养和他前期的振兴经学之志。梁武帝萧衍早年就以“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而“时流名辈咸推许焉”。当年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梁武帝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武帝纪上）。

《梁书?儒林列传》对梁武帝振兴传统儒学的举措有所记述：

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蒨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熔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痒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缜，有旧名于世；为时儒者，严植之、贺蒨等首膺兹选。

梁武帝是一个前期重儒，后期重佛的皇帝。在他即位之初，为兴复儒学颇显得不遗余力。

《梁书?武帝纪中》记载，天监四年春正月，梁武帝有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

《梁书?武帝纪下》普通四年三月庚午，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所释《孝经义》。

《南史?梁帝纪中》称述梁武帝的学术业绩时说：

少而笃学，能事毕究，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然烛侧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孝经讲疏》，凡二百余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帝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何佟之、贺瑒、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宾军嘉五礼，一千余卷，帝称制断疑焉。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驱等递互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莫不向风。爰自在田，及登宝位，躬制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笺、奏诸文，又百二十卷。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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