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皆托志经书，见称于后学。蔚之略解《礼记》，并注贺循《丧服》，行于世云。”（列传第十五《臧焘传》）

如此说来，尽管当时是在动荡时局之下，也还有相当不少的学人依然保持着传统学术的风格和底蕴，这与当时传统经学总体上的官学地位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无论在诠释方法和诠释理论依据上与汉儒有多大的差异和不同，其核心的学术载体始终没有脱离传统的经典。固然随着时代风习的转变在一些传习者的视野里经典的范围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核心经典的地位始终与王朝政治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例如三礼之作为核心经典，三礼之学的传习不坠，与其实用性价值密不可分。无论思想走向多么的玄虚，现实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经典依据却是牢固的，虽然在传统经典本身当中有着很大的解释空间，但始终不能脱离传统的经典。

（二）萧齐时期的学术状况

萧齐一代的情况与刘宋相比大体相同，传统学术又略有发展。《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有议论说：

“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建元肇运，戎警未夷，天子少为诸生，端拱以思儒业，载戢干戈，遽诏庠序。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建武继立，因循旧绪，时不好文，辅相无术，学校虽设，前轨难追。刘瓛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虎门初辟，法驾亲临，待问无五更之礼，充庭阙蒲轮之御，身终下秩，道义空存，斯故进贤之责也。其余儒学之士，多在卑位，或隐世辞荣者，别见他篇云。”（列传第二十之史臣曰）略考史书所记可知，和刘宋一样，萧齐一代的前几朝皇帝对于传统学术也是颇有重视，从而使之有所振兴。

据《南齐书?高帝本纪上》载，当年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齐太祖萧道成年纪十三而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正是由于其本身曾受教于传统经典学术，所以在其代刘宋而立朝后对国学有所振兴。如建元四年春，齐太祖萧道成有诏曰：“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义，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泮宫，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敩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这种自上而下的举措，使庠序之教进一步有所恢复和振兴。

又据《南齐书?武帝本纪》载，齐武帝永明三年有诏曰：“《春秋国语》云‘生民之有学斅，犹树木之有枝叶。’果行育德，咸必由兹。在昔开运，光宅华夏，方弘典谟，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经始，仍离屯故，仰瞻徽猷，岁月弥远。今遐迩一体，车轨同文，宜高选学官，广延胄子。”

永明四年三月，国子讲《孝经》，齐武帝车驾幸学，赐国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

永明七年二月，齐武帝有诏曰：“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辉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功隐于当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厌世，缅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渊塞，非但洙泗湮沦，至乃飨尝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寝庙，岁月亟流，鞠为茂草。今学敩兴立，实禀洪规，抚事怀人，弥增钦属。可改筑宗祊，务在爽垲。量给祭秩，礼同诸侯。奉圣之爵，以时绍继。”

与此同时，齐武帝对于佛教有所限制，如永明十一年有诏曰；“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

此外，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当时除了一些有醇儒之风的学者外，儒道并行的风气十分明显，或者说道家文献如《老子》、《庄子》在魏晋以后仍得到学人的广泛重视和传习。并且还有儒释道兼习的学人。

《南齐书?刘瓛传》载，刘瓛少而笃学，博通《五经》。后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

《南齐书?文学列传》载，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

《南齐书?高逸列传》载，沈驎士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宋元嘉末，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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