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的雏型，因文字过于简短，缺乏对史事的完整记述，后来注家蜂起。传《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等五家。汉代仅存“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大体以《春秋》编年为据，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公》、《谷》二传，专释《春秋》体例和“微言大义”。

汉代因《乐经》已亡，有《易》、《书》、《诗》、《礼》、《春秋》称为“五经”，又以《论语》、《孝经》、小学为读“五经”的基础。唐初，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形成“五经”定本；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成为官方权威解释。同时，将《易》、《诗》、《书》、“三礼”、“三传”合称“九经”。唐文宗时，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刻于国子学。宋代，增列《孟子》于经部，是为“十三经”。由于经学的新变化，至南宋，朱熹极力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认为是经典基础，为学之本，并亲自作注，称为《四书集注》。由此，经部中又出现了一个“四书”的名目。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献中经部的基本著作是“十三经”的话，那么注释、发挥它们的著述则多如牛毛。以《论语》而言，它是后来才列入“经典”的，又不是“经典”中的一流论著，注释、发挥它的书竟达3000多种。这种奇特的现象，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正是思想一统后的墨守成规和对学术思想限制的必然结果。它使思想理论难以获得新的发展，使学术研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随着这种书籍的繁多，注释、发挥经典的体裁也是五花八门，并在唐代以前基本齐备。南宋光宗时，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注释，合刊群经注疏，成为《十三经注疏》。此后500多年，就连注释、发挥“十三经”有成就的著述也几乎绝迹，更加表明思想一统带来的僵化的趋势。清代考据之学兴盛，经部书是其研治群经之作，名为《皇清经解》。光绪时，王先谦又补刻了《皇清经解续编》。

经部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体，不乏糟粕。但其中又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为我们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哲学、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历史学者对经部书的研治，多少也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状况，同样提供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有用材料。我们应当以严肃认真、科学客观的态度，进行切实的批判总结。

关于史部书，第一节已叙其形式多样，后面还将着重考察史籍的基本系列，此处从略。

（2）子部述评

子部书，起初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之作。当时，儒家仅是诸子中的一家。汉武帝搞“独尊儒术”以后，儒家重要著作被视为经典，其它各学派的代表作被降到次要地位。但是，由于先秦诸子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陆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纷纷阐述各自的种种主张，以应社会变革之需，因而诸子学说的内容包罗广泛，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等等，皆有论说。《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专收当时各学派的论著，共九家，反映东汉以前诸子学说“各推所长”的情况以及“诸子之言”与“六艺之术”“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的关系。东汉以后，在尊儒的一统形势下，百家之言不得发展，日渐衰落。但科学技术并不因统治思想的一统而停止发展，反映科学技术成就的图书则在不断增多。唐初编制《隋书·经籍志》时，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虽为“圣人之教”，“而有所偏”，兵书、天文、历数、医方等也是“圣人之政”，只不过“所施各异”。“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基于这样的认识，《隋书·经籍志》便把《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四略一并归入了子部。这表明唐初是将科技书与诸子书等同看待的，因而扩大了子部著录的范围。概括地讲，子部14家，儒家“纪仁义教化”，道家“纪清凈无为”，法家“纪刑法典制”，名家“纪循名责实”，墨家“纪强本节用”，纵横家“纪辩说诡诈”，杂家“纪兼叙众说”，农家“纪播植种艺”，小说家“纪刍辞舆诵”，兵家“纪权谋制度”，天文“纪星辰象纬”，历数“纪推步气朔”，五行“纪卜筮占候”，医方“纪药饵针灸”。[3]其后，一方面随着集权政治的强化、思想控制的严密，非儒学派或被视为“离经叛道、颠倒是非”，或被指为“怀诈狭私，荧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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