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会要”分类编纂，便于检索，自南宋始，又有仿其体例整理唐以前各代制度的“会要”出现。它们是：《春秋会要》、《七国考》、《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三国会要》、《晋会要》、《南朝宋会要》、《南朝齐会要》、《南朝梁会要》、《南朝陈会要》，等等。

3、编年史与编年史的改写

编年体史书是世界各国史书的基本形式。在中国，《春秋》作为编年史雏形问世后，《左传》使其体裁完备。随后，被视为经典，以致编年体史书中断了五百六百年。东汉末，荀悦改纪传体《汉书》为编年体《汉纪》。东晋中，又有袁宏《后汉纪》问世。至此，编年体史书在中国才真正获得发展。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编年史与纪传史两种体裁同步发展，出现“班（固）、荀（悦）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18]的局面。唐初，“正史”独尊，编年史又遭抑制。中唐前后，随着《春秋》学的新起，编年史再度抬头。自马总《通历》始，出现了一系列通古的编年史书。

编年体通史，创自中唐，成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294卷，上起战国周烈王，下至五代后周世宗，记1362年史事，是现存《史记》之外另一部空前规模的通史巨著。其书取材广博，仅据《通鉴考异》所见书目，已超过350种。司马光先后邀请三位助手，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最后由他本人总其成，结构浑然一体，文字一气呵成。该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19]之事，“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亦致其详”[20]。即以政治为中心，较全面地反映历史演变之迹。在本书之外，司马光另编有《资治通鉴目录》30卷，用年表形式将重要事件标题列举，可按目录检寻，实为《通鉴》的索引。更有《资治通鉴考异》30卷，比勘史料异同，说明取舍原因，大受推崇效法。

《资治通鉴》的巨大成就，使得编年史的地位大为改观，不仅注家蜂起，而且后续、改编接踵，形成中国史籍发展中的又一基本系列，再次与纪传史相抗衡。

为《通鉴》作注，有北宋刘羲仲《通鉴問疑》、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元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等。其中，以胡三省注成就最大，几乎与《通鉴》密不可分。

续前、续后之作，首尾连接，不遑备举。诸如《通鉴外纪》、《通鉴前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宋元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后编》以及《国榷》、《明通鉴》等等，皆取法《通鉴》，各具史学价值。

在首尾相接的编年史系列形成的过程中，自南宋起，又派生出改编之作，亦各成系统。改编之作，倶因《资治通鉴》而起，一是认为《通鉴》叙事首尾难稽，二是认为《通鉴》书法尚欠完备。针对前一种情况，袁枢取《通鉴》叙事，改以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创新史体，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其后，续前、续后之作接踵而起，自古至清，自成系统，形成“纪事本末体”系列。续前者，清马骕《绎史》、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续后者，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另有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清李铭汉《续通鉴纪事本末》等。针对后一种情况，朱熹改以先标提纲，再叙史事，编成《资治通鉴纲目》。明商车各等奉敕续修《宋元资治通鉴纲目》（即《通鉴纲目续编》），南轩又有《通鉴纲目前编》，起上古，止三家分晋。至清，又有敕撰《通鉴纲目三编》，专叙明代。此外，还有《纲鉴易知录》、《历代通鉴辑览》、《增补正续历代通鉴辑览》等。这类书因自成系统，故称之为“纲目体”史书。

4、地理“总志”与“方志”

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体例独特、数量最富（尤其方志），以记述区域地理、沿革、人口、物产、社会、民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基本系列。

通常以《禹贡》“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为地理书渊源。《汉书·地理志》“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则为后世“正史”中“史志”之滥觞。西晋挚虞依《禹贡》作《畿服经》，“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悉具”，虽然详备，但因其个人经历，自为撰述，“不能成一家之体”。经南北朝陆澄《地理书》、任昉《地记》、顾野王《舆地志》等，至隋“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尙书”，故隋有《诸郡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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