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典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系列。

2、典章制度沿革

记述制度的典籍，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礼”。在图书分类中，出现关于典章制度的部类，当见于阮孝绪《七录》。其“传记录”中的旧事、职官、仪典、法制四部，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则为“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四类。所著录之书，皆为朝廷政法礼仪。这几类书，占当时整个史籍的1／5左右。唐前期，这四类书不仅数量剧增，在形式与内容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一，增加新的专题，如“选举”。其二，注意沿革考察，如《唐六典》总结了《周礼》以来历代官制的变化，又重点记录了唐前期的官制发展。其三，初具总结性质，如“刑法类”的《唐律疏义》、“仪注类”的《大唐开元礼》。

另一方面，纪传体史书中的志的修撰也出现新的趋势。唐初对于“仪注”等单项的制度书，已认为是“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同时指出，“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又“不能尽其旨要”；而未编入史志的部分“亦多散亡”。[16]因此，在修晋、隋二史志时，针对上述情况，做了“本末鉴明”、“惟通前后”的努力，表现出一定的“会通古今”、“观其沿革”的思想。这两部纪传史的志，所记制度沿革，自东汉至隋末，前后衔接，对修典制史不仅提供了取材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其会通思想对后世的启示。

由单项制度考察走向综合研究，由记一朝一代典章制度向系统探索沿革演变，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成为典制史产生的学术原因。唐玄宗之世，首先出现了刘秩《政典》。至德宗时，杜佑以其分门不尽合理，将《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而为“九门”，编成《通典》200卷。全书以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兵、州郡、边防的篇第编次，自上古黃帝至于唐玄宗末，第一次明确而自觉地从经济说到典章制度，从中央政治制度叙至地方制度，再论及周边政权，突破了上千年来按六官所职认识社会结构的传统，在历史编纂学上是一大创举。前面谈到，杜佑的旨趣是从“体要”探“政理”，以史经世。所以，不应认为杜佑是为写典制史而纂修《通典》。而且，书中九门，兵、州郡、边防三门，所记并非“古今制度沿革”。通常因其所记内容基本是历代制度沿革，便称之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元末马端临又以其“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仿其体制，编成《文献通考》348卷。其书补唐玄宗以前事，并续至南宋宁宗末；新增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考，记上古至南宋宁宗事，共24考。虽通古今，但有关宋代的史实占一半以上，可补《宋史》各志之所未备。

在《通典》、《文献通考》之间，南宋初郑樵有《通志》200卷，以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载记六体综述的方式改编了自《史记》以下15部“正史”，成为《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全书断限混乱，纪传止于隋，礼乐刑政至于唐宋。《略》52卷，为全书精华，“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5略，以往各志皆无；艺文、校雠、图谱、金石4略，乃各史“艺文志”的扩大；其它诸如天文、地理、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11略，或是对各史志的改造，或是本于《通典》。这20略，把旧史志的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课题。鉴于此，通常称《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为“三通”。

经有明一代，王圻撰《续文献通考》254卷。至于清初，“三通”这种新的史籍编纂形式受到高度重视，出现了官修“续三通”，即《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记事续至明末。而后，又修成“清三通”，即《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专记清代制度，大体以乾隆五十年（1785年）为下限。“三通”、“续三通”、“清三通”，世称“九通”。1921年，刘锦藻又完成《清朝续文献通考》，起乾隆五十一年，迄宣统三年，是为“十通”。

在《通典》问世的同时，记一代制度沿革的史籍亦萌生出来，这就是中唐苏冕《会要》40卷，叙唐高祖至代宗九朝制度沿革。随后有《续会要》40卷，增至唐宣宗时。北宋初年，王溥续成完整记述有唐一代制度沿革的《唐会要》100卷，“沿革损益之制，极为详核”。同时，又有《五代会要》问世。随即，会要的修纂便由私修转为官修，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会要所。两宋所修《会要》，超过2000卷，前后成书10多种。[17]经元、明两代，散失、火焚殆尽，唯以《永乐大典》所录保存于世。清嘉庆时，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出两宋各次所修《会要》五六百卷，后经辗转整理，成为今本《宋会要辑稿》。

元、明、清三代记一代制度沿革，与“会要”不尽相同，大体以六部为纲，叙其职掌及历年事例，名为“会典”。元修《经世大典》虽已亡佚，尚有《元典章》传世。《明会典》性质与《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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