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正史”与“国史”

这是反映我国古代各个朝代历史的基本史籍，或因其最能代表正统观点，或因其由官方组织编修，并经皇帝“钦定”，因而称为“正史”。

从《隋书·经籍志》开始，“正史”专指官方认定的纪传体史书。唐代有“十三史”之说，宋代增为“十七史”，明称“二十一史”，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方定《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为“二十四史”。1921年，柯劭忞修成《新元史》，当时政府明令列为“正史”，又有“二十五史”之说。1927年《清史稿》修成，共为“二十六史”。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称“前四史”，在“二十四史”中具有特殊地位。

《史记》不仅创纪、表、书、世家、列传综合史体，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开纪传体史书系列的先河，而且回答了新兴地主阶级共同关心的问题。它把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全国大一统局面反映到史学领域中来，集中体现了长期以来考察历史的优秀成果。《汉书》继《史记》纪、表、列传，改书为志，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适应的是“包举一代”的需要，专写一代帝王之史，深为各朝各代统治者所重视。其“记事详赡”，十志博洽，又为古代史家所尚。《三国志》为纪传体史书记述割据政权历史创出新法，但也为各政权鼎革之际的“禪让”找到“回护之法”，成为后世各史效法的程式。《后汉书》突出忠义和类传的增多，更为其后各史所承袭。经《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纪传体断代史编纂日趋完备，思想愈益正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籍中最主要的形式。

南北朝时期，修史开始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诏修、监修的情况相继出现。沈约《宋书》奉诏修撰，主要依据刘宋史官旧作。萧子显《南齐书》是启准而修，亦以南齐史官旧作为据。魏收《魏书》更是奉命修撰，并有宗室总监。这几部纪传体断代史，为“正史”独尊地位的确立，又添加了砝码。

唐初所修八史，即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主编《隋书》，房玄龄监修《晋书》和李延寿《南史》、《北史》，不仅使纪传体断代史的独尊地位进一步巩固，而且使“正史”的修撰走向官府化、制度化，并把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晋、隋二史志，还奠定了其后“正史”中志的基本规模。

五代以下，至于清初，除欧阳修《新五代史》外，“正史”的修撰逐渐程式化。新建各个政权，都以前代政权所修《实录》、国史等基本史料为据，组织修撰前代纪传史，先后修成《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八部“正史”。在编纂方面，体例有所发展：恢复立表，略备大事；扩大书志，反映社会；增创类传，褒贬人物；充实本纪，新创“世纪”。而在思想方面，则呈现出曲笔讳饰愈甚、伦理说教强化、正闰之辨突出的趋势。欧阳修《新五代史》更是要“以治法而正乱君”，因此“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15]。金章宗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明令削去《旧五代史》，只用《新五代史》。

所谓“国史”，是指唐代以来各封建政权所修本朝史。其中，各代政权的国史几乎没有一部是完整的，而各朝皇帝《实录》却接续不断。大体完整保存至今的，明代13朝皇帝《实录》约3000卷，清代12部《实录》约4400卷。从清政府规定的《实录》记述范围看，它几乎包罗了当时所有的社会活动和所知的自然现象，成为一代帝王的史事总汇。但由于宫廷权利之争，其中部分帝王《实录》几经修改，多与史实不符，造成“《实录》不实”，这是在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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