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至清，随着地理书的发展，图书分类中史部地理类或分其为地理、都城宮苑、都邑、图经、方物、川渎、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蛮夷等10类，如《通志·艺文略》、焦竑《国史·经籍志》；或具体分为宮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水、古迹、杂记、游记、外记等10类，如《四库全书总目》。但在“正史”《地理志》（包括《郡国（州县）志》、《地形志》等）之外，自唐至清形成系列的地理书主要是全国性的“总志”和地域性的“方志”。

西晋至隋，虽然出现全国性的“总志”，均已散佚。经过唐代前期和中期的发展，图经总志的绘制与编纂逐渐趋于成熟，形成图志合一的总志体例。《元和郡县图志》不仅超越了以往地理总志的内容、形式，而且为后来的地理总志开出先例。北宋前期，先有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后有王存《元丰九域志》10卷，至北宋末又有欧阳忞《舆地广记》38卷；南宋则有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祝穆《方舆胜览》70卷。至元，出现1300卷的《大元一统志》，“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制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22]。其书虽然散佚，仅有辑录本传世，却展示出编纂“一统志”的新趋势。明代，沿袭《大元一统志》，于天顺年间修成《大明一统志》90卷。稍前，景泰时还有奉敕所修《寰宇通志》119卷，也是明代全国性的重要地理书。至清，自康熙起，中经雍正、乾隆、嘉庆，前后三次编纂《大清一统志》。其中，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完成的560卷最为完备。这是全国性的“总志”系列。

区域性的“方志”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很早，但开始显现出“系列”性则在宋代。四库馆臣这样评述宋代地志的演变：“《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23]这说明元明以后，州县志体例是受《太平寰宇记》影响，逐渐完备起来的。元代出现行省，开始编制“省志”。明代省志始称“通志”或“总志”，记一府者称“府志”、记一州者称“州志”、记一县者称“县志”，为清代完全因袭。清修《一统志》主要以各地编辑的方志为基础，多次规定各省“促修”，并规定各省、府、州、县志每60年纂修一次。清代全国性“总志”由朝廷敕修，“通志”、“总志”由省开局，总督、巡抚领衔监修；府州县志，各归所在官府纂修。从朝廷到地方，各府州县无一不修志，而且不断重修、续修，保证其记述的历史连续性。“方志”的编修，在清代出现全盛的态势。全国现存方志8500多种，其中明代方志近1000种，清代方志近6000种，成为其他任何历史典籍都无法取代的一大系列。

在繁富的古代文献中，除前述诸体史籍外，他如笔记小说、稗官野乘等，琳琅满目，不胜枚举，无一不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可贵依据。

四部分类虽然大体赅括了中国古代文献，但随着各个部类的发展和学科的交叉，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史学范围日渐扩大。中唐前后，子部杂家、小说家，集部别集、奏议、诏令等，首先开始受到史家的重视。其后，经也被视为史，才有“五经皆史”、“六经皆史”的说法。史学与文献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愈益发展起来。政治史之外，经济、军事、思想、宗教、学术、文化、科技、民族、外国，等等，各类专史，正在勃兴，向传统的史学提出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就要“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4]，当然首先是吸收和改造我国古代文献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1] 臧荣绪《晋书》，《文选》卷46《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

[2] 《庄子·天运篇》。

[3] 详见《唐六典》卷10《秘书省》。

[4]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5] 韩愈《师说》，《韩昌黎文集》第1卷。

[6] 《四库全书总目》卷91《子部总叙》、卷117《杂家类一》后案。

[7] 《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类》。

[8] 《文史通义》卷3《文集》。

[9] 《文史通义》卷4《繁称》。

[10] 萧统《文选》自序。

[11] 真德秀《文章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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