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之注，既不同于传统史注的切音注义之作，又不同于后世的补史、考史、评史之作。学者们公认其为注史新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路除引出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同类形式的注书外，唐宋之后，史注仍以切音注义为主，如颜师古的《汉书注》、李贤的《后汉书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补注》以及民国卢弼的《三国志集解》等，并未沿袭裴注新路而多依传统路数。裴注所提示的著史要义主要被著史家和评史家所吸收，而其史注形式间或保留在史著之中，如杜佑的《通典》自注，司马光的《通鉴考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因此，“注史新路”的评定并未能完全揭示出裴注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实际作用。本文拟从裴氏对史学、史书、史家、史料四方面的认识，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说明裴注在我国史著的丰富、完整、客观性的形成发展中所具备的史学意义，进而论定其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史学的认识

裴氏在《上三国志表》中说：“臣闻，智周则万里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伏惟陛下道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这是一段典型明确的历史鉴戒论，体现了裴氏对历史鉴戒作用的深刻认识。他先从常理说起，认为一个人能思虑周备，则万事之理自然有序；悬镜高远，则所照之物尽显镜里。对历史的认识，人们虽尽性探微，亦未必识透其中奥秘，但从其连绵发展的启示中，还是可以揭示其大致规律的。因此，欲取得周备的识见，还需听取周围的嘉言美谈；要培养敦厚的道德，就应以前人为借鉴。依据此理，他对宋文帝提出了治国的劝谏：您虽通晓典籍，深爱探究玄理，但还应关注近代史事，广泛地考察历朝的兴衰得失，以求取得对历史发展大势的综合认识，并垂留后世，用以启发教育后人。

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认识，同期的史家亦有类似阐述，而裴氏之论尤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认识，已从传统的对人物的褒贬，扩及到对治国措施的探讨了，史学已偏重在为当今治国提供政策借鉴，史学家的评论已具有政策指导的性质了。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史学这一形式更符合战乱之治国需要的必然结果。因为在魏晋南北朝之政权更迭，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统治者如何掌握好天下大势，施之以有效的措施，极需有正确的思想指导，而比之于儒学、玄学等纯理论的说教，史学更具深切著明的特点，因此，史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史家对史学的认识也就更全面深刻了。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长足发展，首先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第一，他们要借鉴古来为政的经验教训。三国各政权均重视读史。如孙权“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为部下开列的阅读书目中，史书竟占到七分之四［１］。曹氏父子亦“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2］。诸葛亮饱读经史，论事常引古代史事作为借鉴，尤其对汉代掌故可谓烂熟于胸。就连武将关羽，亦“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3］。

少数族逐鹿中原能否取胜，往往取决于汉化程度，故学习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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