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氏对史家的要求，揭示了史家主体必备的史识、史德条件，应该说对后世史评家在史识，史德的研究探讨上是有启发意义的。

对史料的处理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蓬勃发展，使史料文献在精密的分类过程中得以整理和保存，史料学逐步形成。在如何运用处理史料的问题上，裴松之亦有精辟论述和实践经验。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意为绘画用多种色彩成文，才能使画面斑烂绚丽；蜜蜂兼采多种花粉酿蜜，才能使甘甜超过花蜜。史家撰著史书也要广收博采史料，认真鉴别考核，合理剪裁去取，才能写出信实可靠的史书。为此，他注《三国志》，“奉寻旨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做了大量收集、鉴别、剪裁工作。史料收集以文献典籍为主，前后引用书目达２２０种之多［10］注文多达３２万字，接近本文字数［11］。就此可见其收罗之广泛。在辨明和印证史事时，注文往往引多种史料，如原文“高贵乡公卒”一句，注文连用六家史料，字数达６３５字之多［12］，取得了“众色成文”、“兼采为味”的效果，将司马昭阴谋篡权的经过做了详细的交待，解开了历史疑团。裴氏还注意录用所见所闻的活史料，如在《吴书·孙权传注》中说：“松之闻，孙怡者，东州人，非权之宗也。”在《蜀书·李恢传注》中说：“松之讯之蜀人云：‘ｘｉá＠①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在《魏书·三少帝纪注》中说：“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所有这些典籍的或实访的史料，经过历史的沧桑变革，均成为后人珍贵的文献。

与同期史家相比，裴注对史料的剪裁更胜一筹，因此更受后人称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到裴注时说：“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注文在史料价值上是否超过本文，尚可商榷，但裴氏征引之富与剪裁之精，确实是使有“割裂”之嫌的郦道元、李贤相形见绌的。后出的范晔《后汉书》有十六篇与《三国志》篇目相同，但已将陈寿回护曲解之处一一改过，字数增加一倍。细看内容，则多在裴注中已有。就此看，裴注史料以其完整准确已取信于后世。从其注文能被著史家径直取用中，显示了裴注所具备的史书内涵，也就是说经过裴氏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的工作，对史料进行了神心的剪裁镕铸处理后，在原著基础上，裴氏实已构筑了一部新的史书框架。在这层意义上，裴注的史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原著，因为其不仅提供了信实完整的史料，而且说明了处理史料的原则，是有利史书健康发展的。

裴氏在总结史料致误致伪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史家著史态度不端正造成的。本文第三部分已对史家的政治倾向、个人爱憎、识见高低做过分析，此外裴氏还分析致误致伪的几种手段，如自造史事，生意改动，附益推演，言不审的，照抄误传等。前文所讲习凿齿之“自造”、“推演”，孙盛之“生意改之”等情况，都有相当的普遍性，而言不审的，照抄误传的情况就更为多见了。嵇康见孙登一事，《魏氏春秋》和《晋阳秋》说法不一，裴氏在《魏书·嵇康传注》中指出：“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襄阳记》与《汉晋春秋》记董恢之议论“辞亦小异”，裴氏在《蜀书·董允传注》中批评说：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就连被裴氏誉之为“事多审正”的陈寿，亦有自相矛盾的情况。关于孙刘联盟一事，陈寿在《鲁肃传》中说首议者为鲁肃，在《诸葛亮传》中又说是诸葛亮，裴氏在《吴书·鲁肃传注》中说：“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照抄误传也是致误的原因之一。如《魏略》记有辛毗一段议论，裴氏认为其“进违其类，退似谄佞”，不会是秉性刚正的辛毗说的。但“《魏略》既已难信，习氏又从而载之”，裴氏在《魏书·辛毗传注》中痛惜地指出“斯人（指辛毗）受诬不少”。又如《魏略》、《九州春秋》将刘备三顾茅庐一事说成是诸葛亮主动北上求见刘备的，裴氏在《诸葛亮传注》中说：“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至于说到“敌国传闻之言”，裴氏在《蜀书·魏延传注》中强调“不得与本传争审”，即更不能引以为据。

关于称荐、家传、谱牒史料，裴氏亦指出其多溢美之辞，不可全信，要做分析。这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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