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当权者需通过著史来确定自己的历史地位。在政权林立并频繁更迭的情况下，撰写国史的目的主要有二，一为颂扬祖德，说明本政权上奉天命下遂人愿的合理性，二以史著互相攻讦争当正统，如北谓南“岛夷”，南谓北“索虏”等，史著成了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

出于以上所述需要，每个政权建立伊始，便设置史官、史馆，编写前代与本朝史。社会上私人著史亦成风气。这样，史家辈出，史书种类全，数量多，历代难以相比。史著的繁盛促使目录学分类发生重大变化，四分法将史部书独立成类，且置第二位，一改经学附庸的地位，在整个封建文化中占有了显赫的位置。与之相适应，“史学”一词出现了。从历史知识中获取治国良策的后赵，一建国便设置了负责经学、律学、史学的专门官员，随后刘宋政权又下令设儒、玄、史、文四学，成立国子学，则以经史为主课教授，正式成为国家进行文化教育的教学科研机构，史学与经学在学术领域中取得了同等地位，进入了思想理论探讨的层次。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已由从单纯的历史比附，发展为从行动过程去探讨其思想认识，这是一种学术的升华，意味着我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家素质的提高。

裴松之便生活在这样的史学环境中。我们所引其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论述，正是其从思想史的角度所发表的对史学社会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代表了当时的理论高度。“智周”、“鉴远”的道理，说明通过历史知识可提高人的智能，形成“体备之量”；通过学习先人的模范行迹，可修养道德，达到“畜德之厚”。从此引出对当权者的提示，要“降怀近代，博观兴废”，以收取“总括前踪，贻诲来世”的社会效应。虽与“疏通知远”的传统鉴戒观一脉相承，但应看到，在倡行史学研究的历史阶段，裴氏的论述，实已带有理论探讨、哲理思辨的色彩，反映了当时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而裴氏对史学理论的探讨，在其为《三国志》作注过程中，对当时史书的总结，史料的处理，史家的要求上，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使其注书工作带有了明显的史学批评的特点。

对史书的总结

史书是史事的载体，史书如何记载史事，使人们从中看到所记社会的全貌和特征，显然是史学批评应当探讨的重要内容。对魏晋南北朝出现的大量史书，从纂写上进行总结，构成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重点。南朝梁人刘勰之《文心雕龙·史传篇》是这一时期进行史学评论的专篇，他对反映三国时代的几部史著多不满意，唯独对《三国志》加以称赞，认为“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历》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略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肯定《三国志》而批评其他著述的观点，显然受到了裴氏的影响和启发，早于刘勰近百年前，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就指出“寿书诠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但裴氏比之刘勰，更有“爱而知其丑”的辩证观点，他同时也指出寿书“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问题，正由于这一不足，使裴氏对其所爱之书进行了一番修补改进的工作，当然，在修补改进的过程中，不仅仅针对寿书，同时也涉及了反映三国时期史实的所有著述，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进行了总结与批评。

裴氏的修补改进工作可分作四个方面：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在上表中他说：“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记注分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廖显然，言不附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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