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注重人物品评的社会风气中，尤有重要意义，对这种史料不作详审而照抄，必致虚妄不实以讹传讹的后果。关于这一点，其在青年时期就上表做过批评提过建议，在《三国志注》中，又屡有揭批。如在《魏书·刘放传附孙资传注》中，指《资别传》为刘放、孙资之负国之言作开脱，是因为史料“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但他认为“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他相信这种真伪相蒙的史料，经过史家的详审惩妄，总会真相大白，他本人的实践与对世人的提示正是为此而做的努力。
就以上四方面的探析，可见裴氏注《三国志》的用心，已远远超出“注”的范围，他从增强史学社会作用的层面上，强调了史学在治国政策上的借鉴意义；从史学批评角度，对当时的史书纂写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对史家的主体修养和理论认识，做了具体的纠正和引导，从总结史家运用史料中揭示出致误致伪的原因和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裴注在我国史著的丰富、完整、客观性的形成发展中，具备了重要的史学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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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以下凡引自《三国志》者，仅标其传名）。
［2］《魏书·文帝纪注》
［3］《蜀书·关羽传注》
［4］《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注》
［5］《魏书·阎温传注》
［6］《吴书·鲁肃传注》
［7］《魏书·武帝纪注》
［8］《魏书·崔琰传注》
［9］《魏书·三少帝纪注》
［10］据清末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11］本文字数３６万。据崔曙庭《〈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一文统计。载于华中师大学报１９９０年第二期。
［12］《魏书·三少帝纪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广下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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