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可见，裴氏所提出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四方面的原则性意见，均具有较强的史学批评性质，而在探求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裴氏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史家的著史态度和识见的高下，也就是说对史家的主体修养进行了研究和论证，提出了对史家的一系列要求，更具史学意义。下面我们讨论这一问题。

对史家的要求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直笔实录精神，一开始就将对史家的评论重点放在了史家著史的态度上，裴氏继承这一传统并揭示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政治环境对史家的态度影响最深最普遍，用史书为当权者树碑立传，为本国政权争正统是隐恶扬善产生的主要原因。他对当时史书普遍存在的“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6］的现象提出批评，并指出陈寿著史亦有此弊。如写官渡之战，“绍众十余万”，而操军“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力量悬殊而曹获大胜。裴氏对“兵不满万”进行驳难，条列史料说明“未应如是之少”，并揭示陈寿“欲以少见奇”以夸大曹操战绩的用心，斥之为“非其实录”［7］。记载魏晋换代中陈寿有回护司马氏的倾向，如高贵乡公被司马昭部党所杀一事，仅以“高贵乡公卒”一语带过。裴注却连引六家记载补充了被杀的经过，显然是对陈寿回护做法的纠正。

裴氏认为“以爱憎为厚薄”的著史态度“亏于雅体”，有失史法，亦是史家一忌。如孙盛《魏氏春秋》为美言孔融八岁小儿，极言其聪明特达，玄了祸福，见父被执而竟无变容，奕棋不起，一副悠闲逸乐的神态。裴氏指出孙盛原本为博取美谈，却适得其反，失人之常性，废念父之情，“无乃贼夫人之子与！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8］。再如习凿齿痛恨司马氏，在《汉晋春秋》中将曹髦的葬礼写得很冷清，说明司马氏失礼。裴氏指出：“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并总结了人们在认识上极易出现的通病。即“一不为善，众美皆亡”［9］的偏颇。这说明裴氏强调客观性，客观地认识问题是其史学思想科学化的保障。基于此，他对史家著史中随意改动史料极为反感，在《魏书·武帝纪注》中批评孙盛说：“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在《魏书·王凌传注》中批评习凿齿说：“（《汉晋春秋》所记）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自习氏，且制言治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而对袁暐《献帝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的批评最为激烈。在《荀彧传注》中指斥袁暐之书为“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在《袁术传注》中并斥二人说：“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所不取者也。”

对诬罔视听之作的深恶痛绝，正是其对当时虚妄史风的反击，为此他提出了端正著史态度的原则，即“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他在《蜀书·庞统传注》中说：“臣松之以为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弟弟谋逆，兄长告发，本应免其兄死罪，但孙盛却以“背情任计，昧利忘亲”的迂阔之论来强调“王者之体”，主张严刑处置其兄。裴氏在《魏书·高柔传注》中批评其为“空论刑措之美，无闻当不之实”，实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言，不切于实”。如果大义灭亲的做法不予肯定，实为“言之亦死，不言亦死，岂不杜归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这通议论，为史家认识问题提供了一个“贵得当时之宜”的范例。关于荀彧一生的功过，从荀彧本传及裴注的行文中，可看出陈、裴认识是不同的。陈寿认为荀彧虽一心匡复汉室，但一生辅翼曹操，导致君臣易位，事与愿违，是“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裴氏从当时实际出发，说明在汉室衰微，诸侯割据情势下，荀彧要匡复汉室，拯救黎民，只能依靠实力雄厚而又以汉臣自居的曹操，这一选择的结果是“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达到了“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到曹氏代汉之势不可挽回时，荀彧“亡身殉节”，“全大政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哉”！这一分析，主要是将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实际中，辩证地论定其贡献，显然又是一个“贵当时之宜”的范例。类似例证还有很多，要之强调史家要有把握主体、认识主流的识见。

就以上各例看，裴氏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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