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2]明太祖朱元璋罗织文网，百般挑剔，对触文网者动辄即兴大狱，甚至采取瓜蔓抄的株连方式，把与当事者有关的人一网打尽，大大加强了惩处力度。清代文字狱，顺治朝首开其端，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清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镇压反抗势力，制造文字狱同样变本加厉。因此，清代文字狱在多发性、残酷性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正如论者所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文字狱屡见不鲜，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3]据学者统计：从1648年（顺治五年）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4]，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而且各朝次数递相增加，日趋迅猛，至乾隆朝达到高潮。乾隆朝（截止到乾隆五十三年）兴发的文字狱平均每年发生竟达1.39次之多，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民族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事件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往往每兴一狱，一人获罪，九族株连，斩杀流配，惨不忍睹。诸如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谢济世注大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都是影响较大、牵扯人数众多的要。正如论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祸，至严极酷。其最著名，如戴名世之《南山集》、庄廷珑之《明史》，展转罗织，被祸之数百人，妻子聚歼，家产籍没，至今谈者，犹觉惊心骇魄焉。其余因一二字之忌讳，遽至身亡家破者，多至不可胜记。”[5]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通常出现在社会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的时期，尤其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如上文提到的秦初、明初、清初等时期。在斯时，社会经过改朝换代的变动后尚未稳定下来，新王朝的政治权威还不巩固，各种反抗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还很活跃，对统治者的地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王朝的统治者便把制造文字狱当成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以此杀一儆百，打击异己，控制舆论。当然，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也曾发生过文字狱，但其蔓延势头毕竟稍逊一筹。历代文字狱集中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二、文字狱祸患之透视
文字狱的发生不仅使当事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遭受灭顶之灾，而且对思想文化造成严重破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概要言之，文字狱的祸患及其恶劣影响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禁锢思想、扭曲文化、闭塞社会。
1、禁锢思想
综观各代文字狱，其制造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击思想异端、压制不同意见。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例，淳于越等一般儒生规劝秦始皇“师古”、“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都是从巩固秦朝统治的立场出发的，所述意见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只不过强调了借鉴历史传统的重要性，但秦始皇则以强硬手段予以镇压，打击士人，禁锢思想，结果却适得其反，为其垮台埋下了祸根。贾谊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6]清代的文字狱有许多都是针对反满民族意识及各种反抗意识而兴发的。如发生在1663年的庄廷珑《明史》狱，其时，庄廷珑已死，仍被剖棺戮尸。庄氏家属及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买书、读书者，并有关地方官吏，被处死者70余人，遣戍远方的达数百人之多。清政府如此严厉地惩办此狱，是由于庄廷珑在所购明末学者朱国桢所著《明史》中补写了明末崇祯朝、南明史事，其中多有不满清朝的文字。戴名士《南山集》狱也是因为戴氏在其著《南山集》中语涉南明事，用南明诸帝年号，触犯时忌。吕留良狱则是为打击民族思想而发。湖南人曾静令其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划反清，但被岳告发入狱。经审讯，查出曾静谋反是由于读了吕留良的书所致。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他的著述极力申明华夷之辨重于君臣大义，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统治者认为吕氏之书容易诱发人民的反抗思想。于是，雍正便借机销毁吕留良的著作，严厉打击他的子孙、门徒以及有关势力。已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和他的长子吕葆中被剖棺戮尸。吕的弟子严鸿逵死狱中，戮尸枭示。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和另一弟子沈在宽斩首。吕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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