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不仅对当事者惩处严厉，而且制造冤狱的手段格外刁钻刻薄。朱元璋既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但也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因他早年当过和尚，造反起家，所以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十分敏感。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杀之。”[7][7]有许多文臣因在书表中不慎使用了犯忌讳的词语，诸如“则”（音嫌于“贼”）、“生知”（嫌于“僧智”）、“帝扉”（嫌于“帝非”）、“有道”（嫌于“有盗”）、“式君父”（嫌于“弑君父”）、“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等言辞，都会被曲解为“大不敬”之罪言而罹大祸。朱元璋对官员百姓如此苛刻，对出家僧人也不毫宽容，曾兴“寺僧诗狱”予以约束。经管他早年还与寺庙有过一段佛缘。据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写道：“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诗句有讽喻时政严酷之意，触犯时忌，朱元璋下令“尽诛寺僧”。在清代，统治者对“明”、“清”等字极为敏感。文人赋诗作文稍有犯忌，就会招来不测之祸。胡中藻《坚磨生诗钞》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方芬《涛浣亭诗集》中有“问谁壮志足澄清”；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李驎《虬峰集》有“翘首待重明”等，其中的敏感文字都被曲解为有怀念明朝，不满清朝之意，成为兴狱的缘由，作者亦因言获罪。这样一来，读书人无不人人提心吊胆，避祸自保，无人敢言社会问题，直接导致思想领域的僵化沉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狱，绵亘顺康雍乾四朝。……四朝之法禁既严，一代之文人胆殒。人咸说四库馆开，为昌明文运，又孰知顺治季年以来，文人固战战兢兢，无日不在恐怖之中也。”[8]直到在嘉道年间，尽管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它所造成阴森可怖的阴影依然在读书人心头挥之不去。致使龚自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长叹。

2、扭曲文化

文字狱的兴发对于历史文化来说完全是毁灭性的浩劫，不仅使许多珍贵的书籍、作品遭到禁毁，戕害无数文化精英，而且使思想文化严重地被扭曲，出现畸形发展的后果。秦始皇“焚书坑儒”销毁了民间大量除法家著作以外的古书，压抑了包括儒学在内的各个学派，使秦朝文化出现“以吏为师”的萧条局面。清朝的文字狱动辄大事株连，兴一狱往往牵连成百上千之人。上文提到的庄廷珑案、吕留良案都株连了数百人。乾隆朝的“伪孙家淦奏稿”案，仅在一年半之中，缉捕人数超过千人，因查办不力而受到申斥、降级以至革职拿办的封疆大吏多达十几人。随着文字狱的兴发，大量书籍遭到禁毁，不少珍贵文献由此失传，成为文化史上的永恒遗憾。文字狱给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为了躲避“文祸”，他们不得不对现实采取逃避的态度，对社会现实不闻不问，对国家前途命运漠不关心，把治学的兴趣移向远离社会现实的学术领域，从故纸堆中寻求精神寄托。考据学在清代中期兴起，并能风靡一时，成为显学，与文字狱造成的政治高压密切相关。梁启超就把清代文字狱视为考据学兴起的政治原因，指出：

文字狱在康熙朝尚不甚严厉，而“到雍正、乾隆两朝却不同了。雍正是个极猜忌

刻薄的人，而又十分雄鸷。他的地位本从阴谋攘夺而来，不得不立威以自固，屠杀兄

弟，诛戮大臣，四处密派侦探，闹得人人战栗。不但待官吏如此，其对于士大夫社会，

也极威吓操纵之能事。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之狱，都是雍正帝匠心独运罗织出来。……

他著成《大义觉迷录》以后，跟着把吕留良剖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版。像

这样子，那里算得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纪教皇的牌子。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

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他在位仅十三年，影响原可以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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