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他学问又在乃祖乃父之下，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争

胜。他发布禁书令，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继续烧书二十四回，烧去的书一万三

千八百六十二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还有严谕。他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

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

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9]

清代考据学发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术的繁荣，而是在文字狱高压下出现的一种文化扭曲现象。

3、闭塞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它的后期，即明清时期出现了封闭的状态，尤其在清代康熙、雍正两朝陆续实行闭关政策后，更加强化了社会的封闭性。邓小平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0]中国社会出现的这种封闭状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又有文化上的原因，不能简单而论。就文化方面而言，封建统治者大肆推行惨烈的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代文字狱的兴发从顺治到乾隆愈演愈烈，呈直线上升趋势，而在政治上君主专制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明朝初年，朱元璋废丞相，分相权于六部，加强了中央集权。后于六部之上置内阁，设大学士若干名，地位相当于过去的丞相，但其权威性和所掌权力已不能与过去的首相相比。清代初年随着皇权不断集中，内阁被进一步架空。雍正时，清政府设立军机处，作为皇帝处理全国军政要务的常设机构。但军机处除奉命办事外，自己不作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通过军机处完全掌握了军国大权，实现了“乾纲独断”的绝对君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闭塞程度与文字狱的蔓延也成正比例关系，即从顺治至乾隆，文字狱日益变本加厉，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封闭。顺治时，清政府曾颁发海禁令，康熙时一度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雍正初年，清政府下令禁教，并没收天主教在各省的教产，严格限制对外交往。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商口，只留广州一处接待外商。至此，清朝闭关政策最后完成。而在此时前一年，即1756年，发生了两起文字狱：朱思藻吊时案与陈安兆著书案。此后的1759年有沈大章密造逆书案，而在1761年则发生了5起大狱。清廷关闭三口与兴文字狱从表面看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但它们却是在同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都适应了封建政治的需要，二者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不能否认的。封建专制必然要导致社会封闭的后果，社会封闭又会助长封建专制的恶性膨胀，而这一切恰恰为文字狱的发生培育了最好的土壤。政治专制，社会闭塞，以及因文字狱肆虐而导致的文化扭曲，构成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科学文化进步的严重障碍，拉大了中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分子冲决了教会的桎梏，纷纷探索新问题，各种新思想、

新学术骤然兴起，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自然科学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而我国清代的考证学派尽管对古典科学著作的整理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它是由于

封建专制文化政策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被引入对于古籍的整理，对于新事物的

探索，或缺乏勇气，或不感兴趣，因而花费的心血虽令人赞叹，但却是造成学术文化

以至科学与欧洲相比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之一。[11]

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一再遭受列强的侵略掠夺，如果追寻它的原因恐怕不能说与此无关。

文字狱是孳生在中国传统文化肌体上的一颗有害的“毒瘤”，它为后人提供的警示与教训是决不能忘记的。 

[1]  《史记·秦始皇本纪》。

[2]  顾頡刚：《明代文字狱祸考略》，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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