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在史书的复校方面，南宋远不及北宋。北宋馆阁除上述的四次复校外，在第七次校《南、北史》之后，于景祐年间又复校之。即在全部12次校勘中，有5次复校。而南宋的9次校史书，仅第二次所校众多史籍中的《神宗实录》，于乾道七年又随其它5种实录复校之。这种状况充分反映出南宋的校勘远不及北宋那样从容不迫，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复校。 

    第八为刻印情况，在这方面两宋相差亦很悬殊。北宋的12次中，校后立即“镂板”、“刊行”的有第一、三、五、六、七、九、十、十二共8次，而未刻板的4次均为复校，即校勘已刻印之书。实际上，北宋的多次校勘，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刻印。 

    南宋的9次校勘之后，却无一次提及“镂板”，仅为“缮写”、“抄录”而已。这主要是因为：日历、实录、会要等官修史书，大多具有官方档案的性质，日历甚至为机密档案，“在一定时期内，除编修官以外，其他人不能阅看。”（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六章。）而且这些官修史书的卷帙多颇浩繁，如北宋所修三次会要，就有五百余卷；而高、孝两朝日历，更多达三千卷，因此这类官修史书在北宋时就未付梓，南宋则沿袭其例。 

    上述八个方面之中，所校史书的重要性、校勘的计划性、将校勘成果汇编成书、复校的次数及刻印情况等五个方面充分说明：北宋的史书校勘远胜于南宋。究其原因，主要是北宋政局较为稳定，经济高度发展，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情况下，政府才有可能在校勘史书方面投入大量精力、物力。特别是真宗、仁宗两朝，国泰民安，君臣于治理国家之余，尚可追思历史，取鉴前朝，正如仁宗所言：“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鉴戒。”（注：《玉海》卷五四。）宋代21次校史书中，仅有3次是由皇帝亲自发动的，而3次均在真、仁二朝，这充分表明当时帝王对校勘事业直接关注的程度。在这些条件下，北宋之校史书才会高度集中于真、仁二朝。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宋仅残存半壁河山，金朝、蒙古大军时时压境，又怎么可能花费很多精力去校勘史书呢？绍兴十四年的一段君臣对话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上曰：‘崇儒尚文，治世急务。’李文会曰：‘若非干戈偃息，此事亦未是举也。’”（注：《崇儒》四之二七。）故而南宋君臣也只有在“干戈偃息”的间隙中才能去“崇儒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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