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宋以前千余年官府校勘的历史，自刘向、歆父子雠校群书后，历代多为对四部书的综合校理，如东汉安帝时“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卷八○《刘珍传》。）；西晋武帝时校理著名的汲冢竹书（注：《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卷五一《束皙传》，卷三九《荀勖传》。）；刘宋年间谢灵运“整理秘阁书”（注：《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卷六七《谢灵运传》。）；北齐宣武帝命樊逊等校定群书（注：《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版）卷四五《樊逊传》。）。至唐代，仅《玉海》（卷四三）所载，综校四部之书就已达5次。历代亦曾多次校定经书，如镌刻熹平石经、正始石经、晋石经、开成石经、后蜀石经之前，即多有刊正。然而在校史书方面，前代却甚少建树。 

    我国在汉代已出现了专门整理史书的活动，如“永平十五年……（马严）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但史书在汉代尚未成为独立部类（详见下文），因此雠校史书的次数自不会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统治者亦无暇经常校正史书。至唐代，史学高度发展，“唐修八史”等成就为宋代校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在史书校勘方面，唐代也仅是偶尔为之，如“太和五年，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奏曰：‘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注：《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卷六四。）这次校勘的起因是：韩愈所作的《顺宗实录》直书禁中之事，结果“内官恶之，于上前屡言不实，故令刊正也。”（注：《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卷六四。） 

    综合前文所述，宋代馆阁之校勘史书，至少在如下五方面超越前代： 

    一为校史书的频率。两宋合计319年，共校史书21次，平均约15年一次。这种频率实为前代所无。 

    二为北宋校理史书的高度计划性，也是前所未见的。北宋校正史始于太宗淳化五年，终于仁宗嘉祐八年，仅历时69年、主要经四次校勘即毕其功。隋以前尚少有专门校史书的活动，所以根本谈不到计划性。唐以前已修成7种正史，然唐代并未有计划地刊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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