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对史书的复校。两宋复校共达6次，而宋以前对经书有过复校，却罕见复校史书者。 

    五为刻印情况。北宋校史书后立即镂板刊行者达8次之多，亦远胜前代。 

    宋代校史书盛况空前，其原因除上述之“国泰民安”外，尚有如下三点： 

    其一，史部书自身的发展是宋代史书校勘成就辉煌之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我国自先秦至西汉前期，史书的门类、数量皆远不及经、子之书，因此至东汉班固修《汉书·艺文志》时，仍沿《七略》之例，不立史部。自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史书大兴，故而至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首将史书独辟一部，然尚在经部、子部之后。至东晋李充之《晋元帝四部书目》，史部才位列第二。隋唐时期，史部书继续发展，成为拥有十三部类的泱泱大国；宋以前的十六部正史中，有八部纂修于唐代——这一切都为宋代的史书校勘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推动宋代校勘事业空前发展的最直接原因是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唐以前印刷术尚未问世，因而宋以前之多次校雠皆无条件付梓，至多不过是将经书镌于石上，供人传抄而已。至唐代，印刷术虽已发明，然尚未普遍运用。五代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为宋代的刻书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宋代已具备了大量刊印书籍的各种条件，而镂板之前自然希望尽量减少书籍中的错讹之处，由是校勘事业大为兴盛。 

    其三是“会通”思潮的影响。我国史学至唐宋年间空前发展，史家已不满足于断代为史，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纵观上下几千年的变化——唐中叶《通典》问世，北宋年间《资治通鉴》付梓，南宋期间《通志》诞生，宋末元初《通考》修纂——这四部巨著皆“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能同天下之文”，“能极古今之变”（注：《通志·总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它们生动反映出唐宋时期“大矣哉”的“会通”思潮。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初年编纂的“四大部书”，即《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与《册府元龟》（总计达三千五百卷），同样是“包括群书，指掌千古”（注：宋太宗为《太平御览》所下之诏，见《玉海》卷五四。）的会通之作。四部书中前三部均修于太宗朝，《册府元龟》纂于真宗朝；而宋代之校正史，恰始于太宗朝，而终于仁宗朝。由此可见，正是在当时编纂会通巨帙蔚然成风的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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