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是校勘的计划性。北宋校正史表现出很强的计划性：第一次即校前三史，第三次为《三国志》、《晋书》、《唐书》，第七次校《南、北史》、《隋书》，第十次为南北朝之“七史”，其余几次复校穿插其中。从而在数十年内，系统校勘了成于北宋之前的全部十六史。 

    而南宋的情况却显得颇为凌乱：从实录方面看，第二次所校为神宗、哲宗实录，第五次为徽宗实录，第六次才校太祖、太宗等六朝的，而真宗朝的却始终未校；以国史论，仅校神、哲两朝，而未及其它；就日历而言，北宋已有日历，却从南宋高宗校起；从玉牒看，更是仅校宁宗一朝。因此，南宋之校史书可谓是毫无计划性。 

    特别要指出的是《神宗实录》等不断重修，已经不是“校勘”所能概括的，它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的政治斗争的反映。 

    第六，在将校勘成果汇编成书方面，两宋亦相差甚远。从上文不难看出，北宋校史书12次，汇编校记的就有4次，即：第二次复校《史记》时，产生“刊误文字五卷”；第四次复校前、后《汉书》时，将校正的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第八次复校前四史之后，余靖“上《汉书刊误》三十卷”；第十一次复校《后汉书》时，又产生《东汉刊误》一卷。 

    而南宋的9次中，仅在校《宁宗玉牒》时，产生“刊正辩诬之书”（其中之“辩诬”还可能不是校勘，而是对历史事实的纠谬）。 

    北宋的4次校记汇编，皆产生于复校之时，其原因何在？ 

    《宋会要辑稿》中，在上文第四次刊正前、后《汉书》之后，有一句很容易被忽略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答疑的线索：“今之行者，止是淳化中定本。后虽再校，既已刻板，刊改殊少。”（注：《崇儒》四之一。）就是说：因前、后《汉书》已刻板，所以这次复校的结果，只有“殊少”的一小部分能反映在书板上。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将校勘结果集结为专书，则绝大部分成果都很难保存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就无法向皇帝汇报校勘的全部成果，因此很有必要将所校正的文字汇编成册。其余三次亦如是。可见，校勘记专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而南宋馆阁鲜有复校，故而没有必要将校勘成果编为专书。 

    而如果刊正的字数非常之多时，即便是集结成册之后，仍要在书板上改正，这就是第八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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