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是校《三国志》等：“咸平三年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以直秘阁黄夷简、钱惟演、直史馆刘蒙叟、崇文院检讨直秘阁杜镐、直集贤院宋皋、秘阁校理戚纶校《三国志》，又命镐、纶与史馆检讨董元亨、直史馆刘锴详校。直昭文馆许衮、陈充校《晋书》，黄夷简续预焉，而镐、纶、锴详校如前。”（注：《崇儒》四之二。又见《玉海》卷四三、《麟台》卷二、《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版《四库全书》，前言为1987年8月）卷五六。）“直昭文馆安德裕、……勾中正、……直集贤院范贻永、……直史馆王希逸洎董元亨、刘锴同校勘《唐书》，宫苑使刘承圭领其事，内侍刘崇超同之。五年，校毕，送国子监镂板。校勘官赐银帛有差，锴特赐绯鱼袋。”（注：《麟台》卷二。）这次校勘，仅上述所记之参加者已有十数人，历时一年有余，且校后立即“镂板”，“惟《唐书》以浅谬疏略，且将命官别修，故不令刊板。”（注：《崇儒》四之二。又见《玉海》卷四三、《麟台》卷二、《长编》卷五六。）此处之《唐书》，显然是指后晋刘昫等所撰之《旧唐书》。 

    第四次在景德元年：“（正月）丁未，命刁衍、晁迥、丁逊复校前、后《汉书》。”（注：《玉海》卷四三。）至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汉书》历代名贤竞为注释，其得失相参，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错。除无可考据外，博访群书，遍观诸本校定。”（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刁衍所言之“博访群书”“校定”，当是陈垣先生四校法中的“他核”，而“遍观诸本核定”显然是“对校”了。此次校勘历时一年半。其结果为：“（校正文字）凡三百四十九签，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即赐器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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