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次，所校皆为北宋官修史书，且皆在绍兴年间。 

    第四次为校《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略作《长编》），李焘之《进书表》中明确记载：“臣先于去年（指乾道三年）八月……奉圣旨依敷文阁直学士汪应辰奏，取臣所著《续资治通鉴》，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缮写校勘，藏之秘阁……”（注：《四库》本《长编》前之李焘《进书表》，又见《崇儒》四之十四、五之三七。）《长编》最终成书在淳熙十年三月六日（注：《玉海》卷四七。），即在上述校勘之十五年后。 

    本次校勘与撰写穿插进行，这显然与《长编》本身卷帙浩繁有关，故不待完书便进行校勘。焘之《长编》引书甚众，因而此次校勘当以他校为主。 

    乾道五年，又对《徽宗实录》进行整理：“（李）焘又言：‘……近所修《徽宗实录》……疏舛特甚……乞……将《徽宗实录》重加（刑）［删］修，……仔细看详，是则存之，非则去之，阙则补之，误则改之……”。（注：《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五，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藏本。） 

    此处李焘所言之《徽宗实录》，为“绍兴七年诏修，八年秋即史馆开实录院”，后“（逾二十年乃成）。”而此书虽“（再加增润）”，但仍“（犹多疏略）”（注：《玉海》卷四八。括号中原文为小字。），此次“重加删修”中之“阙则补之，误则改之”，显然属于校勘范畴。更为重要的是：乾道七年校勘北宋实录时，不再校勘《徽宗实录》，故而本文将其计为一次校勘。 

    第六次为校六朝实录：“（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秘书省修写太祖、太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皇帝实录，精加雠校，逐旋进呈。”（注：《崇儒》四之十四。） 

    本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在于：雠校前搜求到不少相关资料，如绍兴元年“九月十三日，将仕郎黄濛上《太祖皇帝（五）［实］录》五十卷，《太宗皇帝实录》八十卷，《真宗皇帝实录》一百五十卷，《仁宗皇帝实录》二百卷，《英宗皇帝实录》三十卷，《天圣南郊卤簿册记》一十册”（注：《崇儒》四之二一。）；绍兴三年“五月一日，承奉郎林俨上家藏……祖宗实录、国朝会要、国史等，及古文文籍二千一百二十二卷”（注：《崇儒》四之二三。），等等。在上述这些官方、私家所藏丰富文献基础之上所进行的校勘，称之为“精加雠校”，自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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