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八朝的总和(其原因见下文)。南宋则相对集中于高、孝、理宗三朝。除这三朝本身的跨度较大以外,高孝两朝恰是封建史家誉为“中兴”的时期;理宗朝也是南宋政局相对稳定的阶段。
其次,从所校史书的体裁看,北宋的12次中,9次为正史,即纪传体;其余三次,分属编年体和杂史,合计仅三种史体。而当时史部书的门类已颇多,如《新唐书·艺文志》的史部中,就有故事、职官、地理等十三大类。
北宋校史书范围的狭窄,鲜明体现出“资治”的色彩:正史本身就是“以帝王本纪为纲”的史书(注:《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版)“正史”条下。),记录着每个王朝的盛衰荣辱,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其它三次中,校《国语》是为考试出题之需,可不论;其余两部则都有明确的资治目的:《资治通鉴》自不必赘言,《天和殿御览》亦如是——仁宗摘编此书的目的,就是为“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监[鉴]戒。”(注:《玉海》卷五四。)
南宋所校史书中,国史为纪传体,《长编》、日历、实录皆属编年体,玉牒为官修的“帝王族谱”,“以编年体叙帝系而记其历数。”(注:《辞源》“玉牒”条下。)会要和《太常因革礼》则为典志体,合计亦为三种史体。因此从校勘史书的范围上讲,南宋与北宋难分伯仲。而南宋所校之官修史书,皆为后世纂修正史的取材之所,因此他们的校勘,恰是为后世正史之修奠定基础,可见其校史书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资治”。
第三,从校勘对象的重要性观察,北宋的12次中,有9次是校正史。正史是封建社会史籍中最重要的一种体裁,今天一提到中国史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二十四史。所校其它书中的《资治通鉴》,又是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自《春秋》、三传之后,我国的编年体史书一直处于低潮;而《通鉴》问世后,编年体大兴,继踵者不绝如缕,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资治通鉴》、《明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等;我国的三大史体之一——纪事本末体,也由此而诞生;注释、研究《通鉴》之书亦层出不穷,乃至后世形成了专门之学——通鉴学。因此可以说,北宋所校史书,大多为当时最重要的史籍。
南宋校史虽亦有9次,然多为实录、会要、日历等,对成于北宋的三部正史——旧、新《五代史》、《新唐书》却未予刊正,所以其重要性自与北宋所校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是校当代之书。北宋仁宗乾兴年间所摘编之《天和殿御览》,至天圣二年就已校毕镂板;对《资治通鉴》的校勘距进呈时间还不到一年。南宋对《太上日历》、《孝宗日历》的校勘亦与成书上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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