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校勘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为校勘而搜求书籍，从《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元丰类稿》卷十一等书中可看出：当时为校勘而求书，时间上长达一年多，范围远及州县。 

    第十一次为校《后汉书》：“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字皆作‘恳’字，使侍中传诏中书，使刊正之。（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为一书云。”（注：《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著录有：“《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右……刘攽所撰也。”《宋史》中亦载：“（刘）攽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注：《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此《刊误》进呈时间为：“治平三年四月……刘攽上。”（注：宋版《东汉刊误》卷一，转引自曾贻芬：《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这次校勘的发起者又是仁宗。 

    第十二次为校《资治通鉴》：“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重行校定。”（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书后之《奖谕诏书》。）《资治通鉴进书表》标明进呈时间为“元丰七年十一月”，即成书后不到一年就进行“校定”。后至“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十九日，宰臣司马光言：‘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欲令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并从之。”（注：《崇儒》四之十。）《通鉴》引书数百种，此处之“校定”，当是以他校为主。而《通鉴》付梓的时间为：“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注：《资治通鉴》书后之《奖谕诏书》。）由此可见，本次校勘的目的就是为刻印之需。 

    由编纂者亲自上书、要求校定刚刚编纂之书，这在我国校勘史上颇为罕见。 

    对史书的校勘在南宋仍占有重要地位，达9次之多。 

    第一次始于绍兴元年：“七月七日，监行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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