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以前，已校勘了正史中的前四史、《晋书》、《唐书》等，本次校勘，显然是校勘正史的继续。其中《南、北史》后又复校之：“景祐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注：《玉海》卷四三。） 

    第八次为复校：“（景祐元年）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注：《玉海》卷四三。）。其中较为突出者是校《汉书》：“会秘书丞余靖进言：‘《前汉书》官本谬误，请行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注：《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宋史·艺文志》中亦明载：“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参加者还有：“详定官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注：《麟台》卷二。又见《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 

    这次校勘，对《汉书》已至少是第三次复校了，结果又校出三十卷刊误文字。对一部史书，在约四十年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雠校，且校正文字达三十余卷，这在我国两千余年校勘史上亦不多见。而至“神宗熙宁二年八月六日，参知政事赵抃进新校《汉书》印本五十册，及陈绎所著《是正文字》七卷。”（注：《崇儒》四之十。）即又校出不少错谬，由此亦可见校勘工作是何等艰辛。 

    第九次校《国语》则是与校子书同时进行的：“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言：‘……《国语》、《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注：《崇儒》四之七。）本次校勘是为考试出题之需。 

    第十次为“嘉祐校七史”：“六年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全者访求之。”（注：《玉海》卷四三。）至“嘉祐七年十二月，诏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国子监镂板颁行。”（注：《玉海》卷四三。又见《崇儒》四之十九。）其中《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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