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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廿九年十一月日武城乡勋官王感洛牒
付司。元宪示。
十五日。
……[124]

这里的出现的“元宪”是当时的高昌县令，为长官。类似的文书很多，不赘举。
　　《唐律疏议》卷五“同职犯公坐”指出：

　　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若通判官以上异判有失者，止坐异判以上之官。

　　【疏】议曰：同职者，谓连署之官。“公坐”，谓无私曲。假如大理寺断事有违，即大卿是长官，少卿及正是通判官，丞是判官，府史是主典，是为四等。各以所由为首者，若主典检请有失，即主典为首，丞为第二从，少卿、二正为第三从，大卿为第四从，即主簿、录事亦为第四从；若由丞判断有失，以丞为首，少卿、二正为第二从，大卿为第三从，典为第四从，主簿、录事当同第四从。

关于具体情况下责任的认定，律文与疏议另有相当复杂的规定与说明。[125]概言之，四等官就是在文书上署名的四种官员，他们对文书的处理承担不同的责任，基本原则是“各以所由为首”，如果其中一人有失，连署的其他三等官员根据在连署文书上的位置从坐。这条律文明确规定了以署名形式出现在文书上的官员对于文书所负有的责任，证明了官员在文书上的署名所包含的责任性质。唐律对这种署名—责任关系作了详细的规定，并不是说这种责任关系只存在于唐代，可以肯定，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这种关系就逐步形成了，只是早期的律条除了前面提到的有关传递文书的规定外均已佚失，现在仅能找到一些零星的事例。
　　北齐文宣帝高洋时崔季舒等人连名上表，劝谏高洋勿去晋阳，遭人构陷，加以诛罚。殃及“已署表官人”，其中为首者处斩，“自外同署，将加鞭挞”[126]，颜之推当时“取急还宅，故不连署”，“及召集谏人，之推亦被唤入，勘无其名，方得免祸”。[127]颜之推能够逃过此难，正是因为他没有在上表中署名，否则至少要遭鞭挞。可见当时文书署名与责任认定的直接联系。
　　此外，官员拟定诏书有误也要受罚。皇帝的诏书除了少数由皇帝亲自草拟，部分由臣下的上奏经皇帝批复形成外，相当部分是由担任秘书工作的官员起草，从西汉初年的御史，到汉武帝以后的尚书郎[128]、魏晋以后则先后由中书令、中书侍郎与中书舍人负责[129]。这些人草诏必要以某种形式署名，故可追究责任。东汉明帝时尚书郎撰诏书误将十写作百，明帝大怒，“召郎将笞之”。[130]北齐时阳休之亦“坐诏书脱误，左迁骁骑将军”。[131]唐代更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写制书误者”的处罚。[132]

四   小 结

　　以上探讨先秦至唐代人“名”如何使用及其所包含的意义。称名与不称名在西周春秋以来的日常交往中体现和确认交往双方地位的尊卑高下，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近代。这也是世界上许多民族中广泛存在，或存在过的现象。而西周春秋的册命礼以及后来出现的“策名委质”则通过书写人“名”将尊卑关系发展成隶属关系，并使这种关系固定化，这是一次性的“称名”的发展，具有确立统—属关系的作用。后代出现的百官“名籍”也带有“策名”的含义，相应的则有“除名”。战国时产生的“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的户籍制度也是一种“策名”，汉代直接将户籍称为“名数”更显示了“名”与控制的联系。通过“策名”确立了统治与隶属关系后，由“士、农、工、商”组成的百姓又进一步以“名”为媒介建立了与不同性质的“物”的责任关系：一是“物勒工名”所体现的工匠、监造官吏对器物质量的责任关系；二是“名田宅”所体现的“农”对系于其名下的田地负有的向官府交纳赋税、服役的责任，这种“名田宅”似乎难以用土地所有制加以解释；三是官文书上的署名所包含的有关官吏所承担的性质不同的责任，借此搭建起帝国内几类人与物的基本关系构架。以人“名”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形式的使用为媒介，确立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被统治者与物的关系，构建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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