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礼器仍然依照《三礼图》制作，要制作新礼器必须有新的样本，但是除《三礼图》之外，朝廷手中并无其他图样。北宋朝廷收藏的古器，虽然早在皇祐三年（1051）就已有图录编辑[9]，但规模毕竟有限。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皇家藏器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研究，更没有刻意去搜集民间古器。李公麟、吕大临诸家《考古图》收录的器形，虽然可供士大夫赏鉴考究，但器类并不完整，无法与礼书完全对应；摹绘刻印也比较粗劣，器形失真较大。为了给新礼器提供可靠的样本，编纂一部高质量的“古器全集”就成为当务之急。徽宗一方面采纳薛昂的建议，派人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绘图形；另一方面，将皇家收藏的古器编绘为《宣和殿博古图》，即后来《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前身[10]。因此，《博古图》修撰的初衷，应该是为改造礼器提供一部“图样”集；在后来的实践中，它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11]。
随后，出于收藏鉴赏和制礼作乐的双重需要，徽宗开始大规模从民间搜集古器。到政和年间，内府藏器增加到六千余件，宣和年间更是“累数至万余”[12]。从传世品和历代著录的铭文看来，徽宗朝的仿古礼器主要集中在政和四年至七年之间，这与古器“样本”的大量增加是分不开的。随着大批新制礼器被用于祀典，《三礼图》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政和五年六月，校书郎贾安宅上言：
“崇义图义皆诸儒臆说，于经无据。国子监三礼堂实存图绘，下至郡县学间亦有之，不足示学者。宜诏儒臣编次方今礼乐新制，器用仪绘于图，著其义具，后成书颁焉。”诏《三礼图》及郡县学绘画图象并改正，旧所绘两壁《三礼图》并毁去。[13]
此前，议礼局于政和三年（1113）编成《政和五礼新仪》，颁降于地方州军，取代了奉行多年的旧礼。但由于当时大规模的礼器改造尚未展开，《五礼新仪》中并未包括新的礼器图样。在贾安宅的建议下，《三礼图》被彻底废弃，国子监及地方州县学墙壁上所绘的图样都被毁掉。但是，他提出的将新礼器图样编纂成书的要求，却迟迟没有实现。直到宣和元年（1119），大多数地方州军仍然没有得到新的礼器图样。《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七○：
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永兴军路安抚使董正封言：“窃惟朝廷讲明祀事，颁降五礼，规矩仪式具备。然而祠祭所用樽俎笾豆簠簋之类，或有未应法式去处。如臣前任知郓州及今来永兴军，释奠祭祀所用礼器一切损弊。及臣前任知杭州日，蒙朝廷降式样制造上件礼器，与今来逐处见用全然大小不同，恐失朝廷奉祀之意。望下有司彩画式样，降付逐路制造，以供祭祀，所贵上尊朝廷奉祀之礼意。”诏送礼制局绘图颁降，令诸路州军依图制造，内有铜器者，以漆木为之。[14]
据董正封所言，当时个别州军（如杭州）曾得到朝廷颁降的“式样”，并依样制造了新礼器，这或许就是贾安宅上书的效果。董正封上言之后，朝廷曾有诏命礼制局绘制礼器图样，颁降诸路州军[15]。不过从以后的事实看来，这次下诏恐怕并没有造成广泛影响，甚至朝廷有没有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都不无疑问。如果徽宗朝已经有编辑成书的新礼图，或者地方已普遍得到新图样，那么高宗初年制造礼器时，就不会因为无图可依而被迫沿用《三礼图》的旧样了。
徽宗朝在大规模改造礼器之后，为什么没有用新的《礼器图》来取代《三礼图》呢？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第一，根据大观二年薛昂箚子，当时派画工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绘图样，用的是彩绘；而据宣和元年董正封上言，朝廷颁降地方的新礼器图样，用的也是彩绘。由此可知，《宣和博古图》的原本，应该也是彩色绘制的[16]。之所以用彩绘，应该是为了更真切的传达古器的形象，在彩色照相技术发明之前，这是最高级的方法。但是当时的印刷技术无法实现彩色套印，这就决定了《博古图》和新礼器图样不能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大批复制。朝廷手中大概只有少量手工绘制的副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普遍颁降于地方。第二，徽宗制礼作乐的重心是郊祀明堂等国家大典，而在中央，《博古图》已经很好的起到礼器图样的作用。至于地方礼器的滞后，朝廷并不急于解决，也就没有刻印新礼图的迫切需要。
徽宗没有想到，他费尽心血搜集的古器物，制礼作乐的辉煌成果，都在靖康之难中毁于一旦。由于政和、宣和年间没有及时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使得高宗朝重建礼乐制度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二 高宗朝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高宗即位于兵革之际，急需通过国家祀典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建炎二年（1128）八月，“诏令东京所属搬取起发祭器、大乐、礼神真玉、朝祭服、仪仗法物，赴扬州行在，应副郊祀大礼。”[17]这次大典，使用的是东京搬来的金人劫余之物；这些礼器多是徽宗时改作的产品，南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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