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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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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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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高宗手诏命有司讨论修整南郊大礼所用祭器。十月，太常寺上奏：“今检会政和六年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系礼制局制造。取旨以次给赐臣僚之家，令将逐色祭器内各取一件缴赴所在州军，限目下差人管押赴寺，以凭照应讨论施行，用毕给还。”[29]政和年间制造的“新成礼器”除大批用于国家祀典以外，还曾赏赐给重臣作为家庙祭器，蔡京、童贯等权臣都曾得赐[30]。这些家庙祭器完整保存了“新成礼器”的组合原貌，因此成为重要的“样本”资源。十一月十一日尚书省箚子：“契勘参知政事翟汝文曾任礼制局官，其家以古器、制度、文字并图样甚多，乞下翟耆老尽数检寻，时踅发赴礼器局参照讨论，候了毕给还。”[31]翟汝文是徽宗时参与制礼作乐的骨干，史称其“好古博雅，精于篆籀”[32]；政和礼器的很多铭文都是出于他的手笔，他还曾自制仿古铜器[33]。此时翟汝文虽已去世，但其家中仍藏有很多古器、图样和铭文拓本，很可能还包括政和礼器的图样，此时也命其子翟耆年尽数上交。经过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搜寻，南宋朝廷终于积累了足够的礼器样本。
十一月，段拂、王鈇等人汇报了他们制定的改造方案[34]。从这一方案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改造礼器的最高标准是《博古图》和“新成礼器”。凡是《博古图》“该载”的，如著尊、著罍、壶尊等器物，均以《博古图》为样本来制造，同时参考“新成礼器”样式。《博古图》没有“该载”，但有“新成礼器”可以依据的，如山尊、铏鼎等器，就仿照“新成礼器”来制造。《博古图》不“该载”，又无“新成礼器”可供仿照者，如概尊等器，就参考“秘书省见管古器”来制造。实在没有样本可以依据，而又无关紧要者，比如“太庙俎案”，仍然按照《三礼图》改造（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有礼器的材质均严格按照礼书规定的制度，除圆坛正配位祭器依礼仍用陶瓷器外，其他此前权用陶瓷漆木器代替者，均改用铜器。当然，此时南宋政府的实力已经足以支持如此大规模的制作了。
通观南宋朝廷恢复“政和礼器”制度的过程，主要的“样本”来源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一《宣和博古图》:这是最重要的“样本”依据，绍兴初年几次改作礼器的动议都因没有《博古图》而作罢。直到绍兴十三年太常获得《博古图》之后，大规模的改作才得以展开。
二政和“新成礼器”:“新成礼器”包括国家祀典用器和颁赐臣僚的家庙祭器。前者有一部分被金人掳走，劫余者被高宗搬到扬州，用于建炎二年的郊祀大礼，又在渡江逃难途中散失。其后陆续搜集到的“新成礼器”，据《玉海》卷六十九记载，仅存五件，可能包括陈与义等提到常州缴纳的“簠并壶尊、山、牺罍各一”，以及段拂等所言太常从街市收买的一件山尊。绍兴十五年下诏从臣僚家收来的家庙祭器，也许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三朝廷所藏古器:包括内府和馆阁的收藏。《绍兴稽古录》一书的编纂，可能与《宣和博古图》一样，都是为制造新礼器提供样本。
四私人收藏的古器和图样：主要从翟耆年处获得。这批资料与“政和礼器”有密切关系，可能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五私人撰述的新礼图：绍兴九年改造爵坫，依据的是陆佃《礼象》的图样。
六《三礼图》：《博古图》不载，而又无“新成礼器”及古器可仿照者，仍依《三礼图》旧样。这部分礼器为数极少。
为了恢复政和礼制改革的成果，南宋朝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君臣上下意见高度一致，可见政和新制是如何深入人心。绍兴年间为改造礼器搜集“样本”的过程，将北宋时期古器物学和礼学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一起，并且力求最大限度的忠实于 “新成礼器”的原貌[35]。绍兴十五年改造礼器的同时，还曾将新礼器图样编绘成书，是为《绍兴制造礼器图》[36]。能够取代《三礼图》的全新《礼器图》终于诞生了，而且可以镂版印刷，这使得新礼器图样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政和“新成礼器”至此得到全面复兴和巩固，《三礼图》的旧样最终退出了国家一级的祀典。
三 南宋民间仿古制作的“样本”来源
虽然新礼器已用于国家祀典，新的《礼器图》也已成书，但是要推广到地方，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还需要一个过程。光宗绍熙初年，朱熹在一份申状中指出：
淳熙颁降仪式并依聂崇义《三礼图》样式。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铸造祭器，皆考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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