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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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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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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95年。
[18]参看《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
[19]《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20]据《中兴礼书》卷九，绍兴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礼部上奏：“四年亲祀，议者以新成礼器为合于古，请复用其礼度。事下，礼官谓无《博古图》本，遂不果行。”指的应即此事。可见陈与义等所说的“考古图册”主要是指《博古图》。
[2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玉海》卷六十九亦载王普之言，较为简略。
[2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一：“壬戌，诏东京留守同搜访郊庙礼器来。上时当行大礼，上以渡江后所作礼器多不合古，故命访之旧都焉。”（中华书局，1956年）
[23]《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24]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七、二九六，中华书局，1979－1986年。
[25]《中兴礼书》卷五十九：“（绍兴）十年二月一日，工部言，据文思院下界申契勘，近承指挥改造将来明堂大礼合用铜爵醆并坫，依古爵《礼象》制造四百五十二只，爵坫合依本寺见管《礼象》内样制造四百七十二片。”可见这次改造爵坫最后是依照《礼象》中的图样。
[2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
[27]《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28]《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玉海》卷六十九。
[29]《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0]《文献通考》卷一○四：“时太师蔡京、太宰郑居中、知枢密院事邓洵武、门下侍郎余深、中书侍郎侯蒙、尚书左丞薛昂、尚书右丞白时中、权领枢密院事童贯并以此给之。”
[31]《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2]《宋史》卷三七二，《翟汝文传》。
[33]（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翟公巽知越州日，制漏鼎壶盘权钲，各有铭，命其子耆年作篆，甚奇古。”翟汝文所撰各种铭文见《忠惠集》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
[34]《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5]关于宋代朝廷所作仿古器物的艺术特色，前引陈芳妹文有详细分析，本文不再缀述。
[36]尤袤《遂初堂书目》收有此书，称为《绍兴礼器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其后亡佚。
[37]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8册。
[38]《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申请所降指挥”。朱熹在这里要求彩画图样，可能是为了更加精确，而且也有徽宗朝颁降彩画图样的先例；但随后他又请求将有关制度图样“抄写图画”，“镂版行下”。显然，只有雕版印刷才能满足短时间内普遍颁降地方的要求。
[39]《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淳熙编类祭祀仪式指挥”。
[40]河南洛阳的一些元代墓葬中，就出有仿照《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样式制作的陶礼器。前引许雅惠文对此有很好的论述。
[41]《中兴礼书》卷一百七十，群臣家庙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23册。
[42]王俅《啸堂集古录》，4页，中华书局，1985年。
[43]《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另外，传世的绍兴洗铭文也说“句容令作宝洗”（参见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189页，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该器制造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可见高宗朝有相当数量的礼器是由句容县制造。
[44]由此我们也可推见徽宗时的情况，当时那么大规模的制作，必然要使用民间工匠，政和礼器中很可能也有句容匠人的作品。
[45]参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收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46]据《中兴礼书》卷一百七十，群臣家庙二，当时制造铜礼器“全籍高手捏蜡铸 ，鐫钑磨锃等匠人趁此造作”，说明采用的是失蜡法铸造成形，纹饰可能多用錾刻。可见不同地区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差别。
[47]参见吕大临赵九成《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33页，中华书局，19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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