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五年（1145）奉圣旨“开说印造”的，应该就是《绍兴制造礼器图》。印制此图，除了方便朝廷使用外，更重要的是“颁付州县遵用”，将新礼器向地方推广。但不知为何，这次的圣旨与徽宗时一样，未能贯彻实施，州县仍未得到新图样。早在孝宗淳熙六年（1179）以前，朱熹就请求朝廷将“《政和五礼新仪》内外县臣民合行礼制，镂版行下诸路州军，其坛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画图本，详著大小高低广狭深浅尺寸行下，以凭遵守。”[38]但是淳熙六年编纂的祭祀仪式参考的却是“大中祥符颁降州县释奠祭器制度”[39]，祭器仍用《三礼图》样式。在朱熹的要求下，绍熙五年（1194），太常寺将改正后的州县释奠仪式“行下临安府镂板，同《绍兴制造礼器图》印造，装背作册，颁降施行”。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通过它，我们仍能窥见《绍兴礼器图》的部分原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颁降于地方，使新礼器样式得以普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40]。
　　新礼器向地方扩散的另一个途径是家庙祭器的颁赐。绍兴十六年（1146），新礼器大部造成之后，高宗还命礼器局依政和年间旧制，为太师秦桧制造家庙祭器。此后，重臣由朝廷颁赐家庙祭器遂成定例，韦渊、吴益、杨存中、吴璘、虞允文等人都享受过这种殊荣。但是，由于铸钱所需的铜资源匮乏，从绍兴二十八年（1158）开始，朝廷多次收缴销毁铜器，并厉行禁止民间私铸。这样一来，颁赐祭器的定例也无法顺利执行。淳熙六年（1179），朝廷命工部文思院为中兴功臣韩世忠制造家庙祭器，但有司却提出了缺乏铜料、工匠等困难。此后，一些大臣多次就此事上书，反对和支持的意见不相上下。直到淳熙八年（1181）十月，才有了最终的解决方案：由文思院制造木爵、木勺各一，其余祭器由太常彩画式样，一同颁赐，“听其自造，并用竹木”[41]。此后，多数大臣的家庙祭器大概都是由朝廷颁赐图样，自行制造。太常彩绘的图样，与印刷本《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相比，应该会更加精致准确。而图样的传播要比实物更容易，这样一来，也促进了新礼器在民间的扩散。
　　与此同时，金石学传统仍然在向前发展，北宋时期的金石著作得到更广泛的流传。据翟耆年《籀史》记述，他有一次偶然造访叶梦得的书斋，发现案头摆放着吕大临的《考古图》。从《考古图》在当时的影响看来，很可能已经有刻本流传。而据李邴为王俅《啸堂集古录》所作序言，当时《宣和博古图》“流传人间者才一二见而已”[42]。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博古图》，由于原本是手工彩绘，且深藏于皇宫秘府，其在民间的流传范围远远不如《考古图》等私家著作。直到元明时期，《博古图》印本普及之后，它才成为民间仿造古铜器的“样本”宝库。
　　重南宋时期，民间的铜器制造业虽然屡遭禁止，却仍然相当兴盛。建康府句容县自唐代以来就以出产铜器闻名，北宋以来，在收藏古物之风的带动下，开始制造仿古铜器。绍兴十年（1140），文思院承旨改造铜爵坫，因“本院全阙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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