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之为“新成礼器”。建炎三年金兵南下，高宗仓皇渡江，礼器仪仗尽皆抛弃。待到绍兴元年（1131）举行明堂大礼时，所有祭器只能重新制造。此时朝廷手中甚至没有任何“新成礼器”的图样，不得已只好重新搬出《三礼图》[18]。经过徽宗朝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却又回到《三礼图》的老路上，这是皇帝和士大夫都无法接受的。于是，千方百计搜寻“新成礼器”样本，就成为高宗朝礼制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
绍兴四年（1134），又值举行明堂大礼之年。四月，礼部侍郎陈与义等上奏：
“今来明堂大礼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画样，令临安府下诸县制造。本寺契勘新成礼器，昨除兵火后常州缴纳到簠并壶尊、山、牺罍各一外，其余尊罍笾豆爵坫并簠之类，并无样制，亦无考古图册照据。今来未敢便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例，画竹木祭器样制。”诏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所用《三礼图》样制造。[19]
可见，当时南宋朝廷已经致力于从民间搜集流散的“新成礼器”，但数量极为有限。陈与义等提到的“样制”，应该是指“新成礼器”的图样；而“考古图册”指的应是古器图录，尤其是《宣和博古图》[20]。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确将《博古图》等图录当作礼器图样来使用。这次明堂大礼仍然和绍兴元年一样，依《三礼图》样用陶瓷竹木制造祭器，这也是因陋就简的权宜之计。
不过国子监丞王普等人还是对当时的礼器样制提出了批评：
按祭器实仿聂崇义《三礼图》制度，如爵为爵形，负盏于背，则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为龟，则不可以却盖。此类甚多，盖出于臆度而未尝亲见古器也。自刘敞著《先秦古器记》，欧阳修著《集古录》，李公麟著《古器图》，吕大临著《考古图》，乃亲得三代之器，验其款识，可以为据。政和新成礼器制度皆出于此。其用铜者，尝有诏外州以漆木为之。至主上受命于应天，郊祀于维扬，皆用新成礼器，初未尝废止。缘渡江散失，无有存者。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器制度为定。其簠簋尊罍之属，仍以漆木代铜，庶几易得成就。[21]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在百余年来《三礼图》与金石学的较量中，后者最终获得了胜利。经过徽宗一朝的复古运动，《三礼图》在士大夫心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威性。他们所推崇的，是仿照古器制造的“新成礼器”。在他们看来，形制合于“古器制度”是第一位的，至于材质是用铜还是漆木则是次要问题，可以根据条件权宜处置。
王普的建议由于朝廷没有“《博古图》本”而被搁置，但以他为代表的声音却在不断推动朝廷向着政和新礼的方向回归。绍兴九年（1139）八月，高宗就曾诏命东京留守搜集残余的“新成礼器”[22]。是年十月，太常寺提出了改造铜爵的建议：
今遵依指挥讨论祭祀服用，欲且遵依绍兴四年已得指挥外，其所用爵以木为爵形，而背上负尊。按《郊庙奉祀礼文》谓许氏说“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昨来臣僚看详，以谓不应古制，欲仿古刻为爵形，凿其背以实酒，以应《说文》“中有鬯酒”之义。又考《礼象》铜爵之制，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正得古制。兼昨来政和年间，已曾依此改正铸造，缘渡江之后，类皆散失。兼昨绍兴七年明堂大礼，御前降到古铜爵，依得《礼象》制度。今来合将木爵并行改正，用铜制造。欲乞送工部下文思院，依样制造铜爵并坫。[23]
据此段史料，绍兴七年明堂大礼曾使用“御前降到古铜爵”。《郊庙奉祀礼文》为神宗元丰年间太常陈襄等人所详定，陆佃亦曾参与其事[24]。有趣的是，这次礼官在论证古爵形制时，还参考了陆佃《礼象》中的图样。在朝廷缺乏新礼器图的情况下，私家撰述的礼图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次讨论能够将文献、礼图、古器实物相结合，说明古器物学已经深深的渗入到礼学的传统中[25]。
绍兴十年（1140）七月丙寅，太常寺奏大礼祭服事，高宗表示：“朕尝考三代礼器皆有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义。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26]此后，南宋朝廷终于访求到《宣和博古图》，使复兴“政和礼器”成为可能。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礼部上奏：“窃闻朝廷已求得《宣和博古图》本，欲乞颁之太常，俾礼官讨论改造，将来大礼祭器悉从古制，以称主上昭事神祇祖考之意。”其后皇帝下诏，由秘书省现管的三部《宣和博古图》中“给降”一部[27]。从此，《宣和博古图》就成为南宋改造礼器最重要的依据。
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高宗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内侍王晋锡等人主管改造礼器事宜[28]，同时还成立了专门机构——礼器局。十五年（1145）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