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于宋代古器物学与仿古制作的关系，学者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可参看陈芳妹《宋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载《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期（台北），2001年；王世民《北宋时期的制礼作乐与古器研究》，收入《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英）罗森《过去在中国的多种含义》，收入《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载《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台北），2003年；李零《铄古铸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中华书局，1977年。
[3]刘敞《公是集》卷三十六，《先秦古器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宋史》卷三四○，《吕大临传》。
[5]参见《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八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
[6]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参看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
[9]翟耆年《籀史》：“皇祐三年，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齐量，又诏墨器窽以赐宰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是为《皇祐三馆古器图》，乃宋代皇家编纂古器图之始，它的出现也与乐制改革有关。
[10]据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97年），大观初年内府收藏的大小礼器只有“五百有几”，与《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八百余器还有相当差距。《宣和殿博古图》应该是在这五百多件器物中遴选编辑的，当然很可能还收入了到民间藏家摹绘的图样。
[11]《宣和博古图》对一些器物的定名，如“著尊”、“壶尊”等，完全是按照当时祭器的名称，而且这些器物的图像也完全被南宋时期的《礼器图》继承，参看前引许雅惠文。
[12]蔡絛《铁围山丛谈》。
[13]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六，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
[14]中华书局，1957年，第1册。
[15]《玉海》卷五十六亦载：“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铜器以漆为之）。”按：此处应是将董正封上奏的日期误当作降诏的日期。
[16]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三：“北方好事者收《绍兴稽古录》二十册，皆高宗时所收三代古器，各图其物，或青或绿或红，各抚其款于右，亦各有考证，如《宣和博古图》加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这里提到的《绍兴稽古录》应是南宋高宗时仿照《博古图》编绘的古器图录，又见于（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称其“各图其物，以五采饰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由此亦可推知《博古图》原本应为彩绘。
[17]《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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