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段对话，唐长孺先生曾经解释说：“从来引这一段来说明南北学风的都以为褚裒、孙盛和支道林所说的南北就相当于以后南北朝的界限。我觉得在东晋时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褚裒（季野）为阳翟人，孙盛（安国）是太原人，所谓南北应指河南北。东迁侨人并不放弃原来籍贯，孙褚二人的对话只是河南北侨人彼此推重，与《隋书·儒林传序》所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虽同是南北，而界限是不一致的。”[1]
　　唐先生关于“南北”地域界限的推测相当有分寸，只是说“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而没有把话说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的确没有过硬的史料可以支持这一推测。《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

　　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

唐先生试图用这条史料证成己说。他说：“祖纳为范阳人，钟雅为颍川人，这又是河南北人的彼此诋毁，与褚孙的相互推重事虽不同，而同以河南北相对比则一。”范阳在河北、颍川在河南，这自然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当时人钟雅、祖纳所使用的称谓恰恰不是“南人”、“北人”，而是“汝颍之士”、“幽冀之士”。此外，唐先生还引了卢毓《冀州论》中的一段文字：“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唐先生解释说：“何晏的贬抑冀州也许意在贬抑河内之司马氏。但卢毓为涿郡人，何晏、邓颺都是南阳人，卢毓为汉代经学世家，何晏则新兴玄学之创始人，这里的徐、豫与冀州也是河南北的对比，雍州只是作为陪衬而已。”[2]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例子相同，卢毓等人使用的也是具体政区的称谓而非“南北”。
　　对于幽冀地区，除“幽冀”外，当时人也常用“河北”来指称。《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武帝纪》载曹操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晋书》卷七一《陈頵传》载，解结问僚佐：“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未见将“河北”省称为“北”的例证。
　　对于大河以南地区，当时人也并不以“南”视之。《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

《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载庾亮上书曰：

　　臣凡庸固陋，少无殊操，昔以中州多故，旧邦丧乱，随侍先臣远庇有道，爰容逃难，求食而已。

《晋书》卷一○○《陈敏传》：

　　及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敏建议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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