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唐长孺先生考证，陆绩专以象数说经，也是今文学家。[12]
古文经学在南方未能流行，南方学者“学问不博”，这些或许与南方的地理条件有关。我在讨论东汉家学的衰落时曾指出，所谓“家学”是指累世传一经，学者若想学通五经，就势必要突破家学的限制，甚至也要突破地区的限制。[13]受这个因素影响，所以东汉一代游学之风日盛，郑玄回忆自己学习经历说：“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 [14]与此不同，在偏远地区，受地理条件制约，游学就不那么容易了，当时南北文化交流可能还是很困难的。《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按此，《论衡》自写成后直到东汉末年才得以传至中土，可见当时北方与南方还是相当隔绝的。南方士人要想学习，求诸家内是最现实的选择。这可能是南方家学得以长期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虞翻最终未去北方，只是将自己的著作寄给了孔融。据《虞翻传》载，“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孔融在赞美虞翻，但赞美之中依然明显地流露出对南方学术的轻视。《三国志》卷四七《吴主权传》注引《吴书》曰：
（赵）咨字德度，南阳人，博闻多识，应对辩捷，权为吴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答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
这段发生在魏、吴建国后的故事说明当时北方人仍然看不起南方人的学问。《三国志》卷二《文帝纪》陈寿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他的傲慢不无理由。有趣的是，替吴王辩解、且“博闻多识”的赵咨却不是吴国本地人，而是原属北方的南阳人。[15]赵咨并不是唯一出使北方的北方人，据《三国志》卷四七《吴主权传》注引《吴书》记载，“博览众书”的汝南人陈化也曾“为郎中令使魏”，颍川人中大夫冯熙也曾为吴王“使于魏”。这些零碎的历史片断似乎都可以在中州士人轻视南方学术的背景下加以考虑。
总之，汉魏以来崇尚“博通”的学者多在北方，而世传今文经学的南方学者依然是固守家学。
以上关于南北学问博通与否的讨论，都是局限在经学范围之内。如果不局限于此，而是着眼于一个更广阔的知识领域，我们就会感受到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地区士人对博与通的追求有愈来愈超出经学范围的倾向。[16]前引东汉古文经学家除经学外，常常还通“百家之言”。对此，古今学者都曾注意到。颜之推就章句之学的衰败说：“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17]余英时先生在分析东汉士风转变时发现：“东汉中叶以降士大夫多博学能文雅擅术艺之辈，如马季良、蔡伯喈、边文礼、郦文胜、祢正平等皆是也。”[18]汉晋之际，此风犹在。应劭“博学多识，尤好事。诸所撰述《风俗通》等，凡百余篇，辞虽不典，世服其博闻”，[19]王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20]锺会“博学精练名理”，[21]吴质“才学通博”[22]，杜预“博学多通”，[23]张华“尝徙居，载书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24]其时玄学名士中也不乏博通之士，如阮籍“博览群籍”，[25]嵇康“博览无不该通”。 [26]
必须指出，汉晋时期南方士人在经学领域之外，也有向博通方向发展的趋势，如陆绩“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27]谢沈“博学多识，明练经史”，[28]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29]贺循“博览众书，尤精礼传”。[30]但是，这样的学者在南方可能并不多，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人对南方士人学问的评价，“渊综广博”依然被褚裒等人看作是北人学问的特征。
关于“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一说，向来缺乏详细讨论。研究者大都以为“清通简要”就是指玄学而言。唐先生之所以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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