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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

时间:2009-7-24 13:46:49  来源:不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32]胡宝国:《三国志裴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3]胡宝国:《史论》,《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216页。
[35]参阅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第一篇第四节:《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
[36]《晋书》卷六九《周顗传》。

  关于风闻言事,政治家王安石有如下一段解释:“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20]事实证明,特别是很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
  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助手范祖禹“闻禁中觅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高太后“谕祖禹,以外议皆虚传”。范祖禹却再次上疏,强调“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21]这是风闻言事,言者无罪,还要求闻者足戒的一例。尽管所言不实,而范祖禹却还要强调此奏“为先事之戒”。
  在当前腐败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势下,强调允许风闻言事,也许更有其特殊意义。例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一伙的腐败问题,在北京市早有传闻,真正得到揭发和惩治,已经太迟了。我们的报刊、电视、电台之类为什么就不能设置专栏,允许任何社会主人,对任何公仆及其亲属进行公开的批评和揭发,允许风闻言事,允许当事人申辩,更应当有有关机构的审核报告。我想真正按此方式行事,必将对腐败问题产生强大的威慑作用。
  回顾共和国的五十年史,尽管人类和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西元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但从人们的观念到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能说都比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进步。当领袖神化,人们成天山呼万岁,“右派”、“右倾”、“反党”等铁帽子满天飞,杜绝言路,拒谏饰非,把整个民族推入史无前例的劫难之时,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水平实际上就降到了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以下。因此,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对今人而言,就不能说是毫无教益和借鉴作用。
  民主与专制政体的主要分野大致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普选,即直接选举制。中国大致自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后,就取消了原始社会的选举传统。二是对最高权力能否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三是舆论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控舆论。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多少体现了后两条精神,堪称是在专制政体下的一点民主因素,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相比,不能说没有明显的、巨大的进步。中国古人虽然强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22]但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代文字狱,莫不以防民之口作为重要国策。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一般已有了言论自由。如果真要封杀和禁绝不利于统治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就根本没有问世的可能。古人强调“后从谏则圣”,只是要劝说君主纳谏,而西方国家大致做到了政治活动家不贤,则通过舆论揭发、选举等方式倒台,这又是巨大的进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的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是树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的圭臬,提出了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的标准和规范。例如他们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工资,即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巴黎公社原则强调新社会干群关系,就是社会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一切社会公仆决不是天然尊长,必须由社会主人直接选举产生,随时罢免,反对等级授职制。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一词曾风靡一时,笔者在此愿重复使用。何谓乱?社会上深固的专制陋习、等级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上、法律上的缺陷等,是谓乱;何谓正?按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从观念到法制,建立社会主人与公仆的全新关系,是谓正。
  这项拨乱反正的工作不是做得很多,而是做得太少,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某些舆论的一大缺陷,就是没有在根本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这里且不说滥用诸如“父母官”之类的古代词汇,对领导干部进献非公仆身份的谀词。例如新闻媒体上社会公仆视察,而有劳社会主人们列队鼓掌欢迎的镜头,早已司空见惯。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看来,又成何体统?又如一些舆论常说,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这句话其实就是把领导干部置于居高临下,高群众一等以至数等的特殊地位。按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公仆到主人之中,是应当洗耳恭听主人“训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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