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于太祖坐论江左人物，言及顾荣，袁淑谓觊之曰：“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觊之正色曰：“卿乃复以忠义笑人！”淑有愧色。

《南齐书》卷三三《张绪传》：

　　寻加骁骑将军。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

顾觊之、张绪都是吴郡人，属南方土著；袁淑是陈郡人，王俭是琅邪人，褚渊是河南人，属北来侨人。虽然他们的家族南渡已久，但他们仍将顾觊之、张绪看作是与己不同的“南人”、“南士”。从这个角度看，东晋褚裒、孙盛所说的“南人”与“北人”也应该是指南方境内的南人与北人。
　　从长过程看，南渡北人的学术最终势必会与南方本地的学术融为一体，但在过江之初还不可能。相反地，当大量北人突然出现在南方，并与南人近距离接触时，南北学术上的差别反而会变得格外醒目，得到格外的强调。褚、孙的对话或许正是面对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情景而来的。

　　原载《文史》2005年第4辑

[1]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361页。
[2]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362页。
[3]《三国志》卷五四《鲁肃传》注引《吴书》曰：“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按此，“中州”、“中国”所指相同。
[4]《三国志》卷六○《全琮传》。
[5]《晋书》卷一百《陈敏传》。
[6]《世说新语》卷六《雅量》篇注引《晋阳秋》。
[7]《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
[8]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9]《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注引《谢承书》。
[10]《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
[11]按今文经学均崇尚章句，此传谓“不崇章句”，“不”字疑衍。
[12]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13] 胡宝国：《汉代的家学》，载《中国古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4]《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15]南阳属南方的荆州，但从文化上看，南阳应属中州区域。我在《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一文中有详细讨论，读者可以参看。该文收入《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
[16]汤用彤先生曾经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义而不以辞害意。”（《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7-218页）按此，汤用彤先生早已注意到魏晋学者尚通的风气，不过他的理解与本文的理解有所不同。汤先生似乎是用汉代今文家的章句之学概括了汉代经学的全部，而忽略了古文家追求博通的学术风尚，所以他将尚通的风气仅仅视之为魏晋时期的学术特征。按本文上面所论，东汉魏晋，尚通之风从来如此，只是所通之内容有愈来愈广的倾向。
[17]《颜氏家训》卷三《勉学》。
[18]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294页。
[19]《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注引华峤《汉书》。
[20]《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
[21]《三国志》卷二八《锺会传》。
[22]《三国志》卷二一《吴质传》注引《魏略》。
[23]《晋书》卷三四《杜预传》。
[24]《晋书》卷三五《张华传》。
[25]《晋书》卷四九《阮籍传》。
[26]《晋书》卷四九《嵇康传》。
[27]《三国志》卷五七《陆绩传》。
[28]《晋书》卷八二《谢沈传》。
[29]《晋书》卷七二《葛洪传》。
[30]《晋书》卷六八《贺循传》。
[31]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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