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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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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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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浦鋐临终前只是说：“此吾职也！”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被皇帝下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临终前赋诗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8]海瑞也因上谏奏，“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险此送命。[9]正如明朝一首小曲所说：“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罗天网，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10]
毋庸讳言，目今讲究实惠之风确是充塞着整个社会，在那些讲究实惠的人们看来，这批台谏官或诤臣应是些十足的大傻瓜，好端端的官不做，甚至活得不耐烦，自己找死。但是，如果我们能反省一下，自己这一生，不得不屈服于权势，又曾经说过多少违心的话？甚至为贪图一星半点其实是不足道的富贵，不惜迎合权势，廉价出售人格。与那些忠于自己理念的古代诤臣相比，岂不有愧？毫无疑问，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1]
第二，强调“木从绳则正，后（君主）从谏则圣”，[12]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古代当然是等级观念深固，等级制度森严，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皇帝和大臣并非是天生的圣聪和神明，一贯正确，不能有权就是有理，权位高就是有理。唯有“从谏”，方能达到“圣”的境界。今人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实正是设置台谏官的理论依据。
依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13]他们官品虽低，却可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击高官，批评皇帝。凡是弹奏某个大官，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14]决不是当一个偷偷摸摸的举报者。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司局级的干部，甚至还不够司局级，却可公开批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在专制体制下的某种平等和民主精神。
不仅如此，儒学者们认为，在理想化的上古社会中，平头百姓也人人应当尽谏诤之责。宋人有一段议论说：“古者谏官无定员，而言路益广；后世谏官有常职，而言路弥塞。古者工诵箴谏，则百工得以谏也；瞽诵诗谏，则朦瞽得以谏也；公卿比谏，则凡在朝者得以谏也；士传言谏，则庶士得以谏也；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则庶人、商贾亦得以谏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于士、庶、商贾、百工之贱，莫不皆得以谏，是举天下皆谏诤者也，固不待处谏官之职，然后即取以为谏也。岂非古者谏官无定员，而言路益广欤？后世不然，立谏官之职，将以求谏，而不知谏诤之路反由此而塞。……既以谏诤为职，则不居此职者，皆不得而谏也。有所谏则曰‘侵官’，有所谏则曰‘犯分’，语及天子者则曰‘指斥乘舆’，言关廊庙者则曰‘诽谤朝政’。所以然者，盖由谏官之有定职故也。”[15]事实上，古代除了台谏官外，另设有登闻鼓，允许布衣士人上书言事之类，也多少体现广言路的精神。
第三，强调欢迎和容纳直言，允许“风闻言事”。欢迎和容纳直言，从来被古人认为是重要的君德，是太平治世的重要标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16]“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惟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忧”。[17]唐太宗虚心纳谏，成就了古史上最著名的贞观之治，自不待言。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18]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无疑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宋人彭龟年说得好：“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言路通，则虽乱易治也；言路塞，则虽治易乱也。”[19]将“言路通塞”作为天下治乱兴衰的标尺，无疑是深中肯綮。
自东晋十六国始，因长期分裂，南北两地在学术文化方面呈现出很多差异。这些差异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但是回顾以往的研究史，我们发现研究者对涉及南北差异的一些关键性史料的理解并不相同，比如对《世说新语》记载的一段有关“南人”、“北人”的对话，研究者的认识就有分歧。这些分歧不解决，进一步讨论就很困难。
一 “南人”、“北人”
《世说新语·文学》篇：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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