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卷二二八引《东观汉记》：

　　周泽少修高节，耿介特立，好学问，治《严氏春秋》，门徒数百人，隐居山野，不汲汲于时俗。

《后汉书》卷四四《徐防传》注引《东观记》载防上疏曰：

　　试《论语》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学者务本，有所一心，专精师门，思核经意，事得其实，道得其真。于此弘广经术，尊重圣业，有益于化。虽从来久，六经衰微，学问寖浅，诚宜反本，改矫其失。

《三国志》卷四九《士燮传》：

　　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阯士府君既学问优博，……《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

以上都是东汉人以经学为“学问”的例子。魏晋人也常常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学问”。《后汉书》卷八二上《谢夷吾传》注引《谢承书》曰：“县人女子张雨，早丧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养孤弟二人，教其学问，各得通经。”鱼豢《魏略》称：“（严）干从破乱之后，更折节学问，特善《春秋公羊》”，“长安巿侩有刘仲始者，一为巿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学问，经明行修，流名海内”。 [7]又，《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注引《魏书》曰：“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博观群书。”陈寿在本传中的描述是：“典好学问，贵儒雅。”
　　“学问”含义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着重从经学的角度考察南北学风的异同。东汉时期，北方很多著名学者在经学上都有“博通”的特点，如杜林“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贾逵“博物多识”，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崔骃，“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许慎“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周举“博学恰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纵横周宣光’”、延笃“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颍容“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蔡邕“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应劭“少笃学，博览多闻”。[8]当然，南方也有博览多通的学者，如王充“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又如胡广“学究五经，古今术艺皆毕览之。”[9]不过比较而言，这样的学者在南方似乎不多，而且从王充的经历可以知道他的学问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北方。
　　北方崇尚“博通”的风气可能与东汉古文经学的发展有关。上述“博通”的学者基本都是古文经学家或倾向于古文经学的学者。相反，今文学家中像杨震那样“明经博览，无不穷究”[10]的学者却较少见到。《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11]尹默认为今文经学“不博”，所以要学“古学”，由此可以看到“博通”与古文经学家的关系了。
　　北方的学术思潮对南方影响不大。一直到汉魏之际，南方一流的学者所学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虞翻上奏曰：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说，世传其业，至臣五世。

虞翻家族五世相传的《孟氏易》属于时人认为“不博”的今文经学。按其本传载，虞翻除《易注》外，“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这在吴地学者中大概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孙策认为虞翻“博学洽闻”，希望他能去北方“折中国妄语儿”。除虞翻外，吴地陆绩也是《易》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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