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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时期的“南人”、“北人”

时间:2009-7-24 13:46:49  来源:不详
自东晋十六国始,因长期分裂,南北两地在学术文化方面呈现出很多差异。这些差异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但是回顾以往的研究史,我们发现研究者对涉及南北差异的一些关键性史料的理解并不相同,比如对《世说新语》记载的一段有关“南人”、“北人”的对话,研究者的认识就有分歧。这些分歧不解决,进一步讨论就很困难。
一 “南人”、“北人”
  《世说新语·文学》篇: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针对这段对话,长孺先生曾经解释说:“从来引这一段来说南北学风的都以为褚裒、孙盛和支道林所说的南北就相当于以后南北朝的界限。我觉得在东晋时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褚裒(季野)为阳翟人,孙盛(安国)是太原人,所谓南北应指河南北。东迁侨人并不放弃原来籍贯,孙褚二人的对话只是河南北侨人彼此推重,与《隋书·儒林传序》所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虽同是南北,而界限是不一致的。”[1]
  唐先生关于“南北”地域界限的推测相当有分寸,只是说“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而没有把话说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的确没有过硬的史料可以支持这一推测。《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
  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
唐先生试图用这条史料证成己说。他说:“祖纳为范阳人,钟雅为颍川人,这又是河南北人的彼此诋毁,与褚孙的相互推重事虽不同,而同以河南北相对比则一。”范阳在河北、颍川在河南,这自然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当时人钟雅、祖纳所使用的称谓恰恰不是“南人”、“北人”,而是“汝颍之士”、“幽冀之士”。此外,唐先生还引了卢毓《冀州论》中的一段文字:“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唐先生解释说:“何晏的贬抑冀州也许意在贬抑河内之司马氏。但卢毓为涿郡人,何晏、邓颺都是南阳人,卢毓为汉代经学世家,何晏则新兴玄学之创始人,这里的徐、豫与冀州也是河南北的对比,雍州只是作为陪衬而已。”[2]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例子相同,卢毓等人使用的也是具体政区的称谓而非“南北”。
  对于幽冀地区,除“幽冀”外,当时人也常用“河北”来指称。《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武帝纪》载曹操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晋书》卷七一《陈頵传》载,解结问僚佐:“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未见将“河北”省称为“北”的例证。
  对于大河以南地区,当时人也并不以“南”视之。《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
《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载庾亮上书曰:
  臣凡庸固陋,少无殊操,昔以中州多故,旧邦丧乱,随侍先臣远庇有道,爰容逃难,求食而已。
《晋书》卷一○○《陈敏传》:
  及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敏建议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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