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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的历史特点及其走向（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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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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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致富，或即由官而富。明代官僚自己说：“官豪势要之家，其堂宇连云，楼阁冲霄，多夺民之居以为居也；其田连阡陌，地尽膏腴，多夺民之田以为田也。至于子弟恃气凌人，受好人之投献，山林湖泊，夺民利而不敢言。当此之时，天下财货皆聚于势豪之家。”到了清代，还有人指出：“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这些依靠“夺民利”而致富的“官豪势要之家”，不仅兼并大量土地，而且千方百计逃避应尽的纳税义务，有人公开抗拒不纳，有人一再拖欠，有人隐瞒税额。总其大要，不外掠夺、逃税两端，而非通过自己劳动所得，只是致富的手段有不同，有人一朝暴发，有人不断积累。
第二类，依靠自己努力经营致富。这类致富者，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大力经营新兴手工业（棉纺织业）；一种是“改粮他种”，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商业性农业；再一种是弃农从商。这些情况，首先出现于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苏、松、杭、嘉、湖等处。而后，风气所及，影响巨大，把全国各地带动起来。
如果说，第一类致富者主要是凭借权势，沿袭掠夺他人财富的传统手段富起来的，在性质上是阻碍社会前进的一种可耻、落后行为，那么，第二类的致富者则主要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显现时代本色，在性质上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活动。
了解了以上两类人起家致富及其途径与原因之后，对于在两极分化中的贫者是谁及其为何而贫，也就不难理解了。贫者固然多种多样，贫困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就人为因素而言，最主要的也是两类人。
作为第一类富者的受害者、牺牲品，无疑是由于没有权势受到欺压、掠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与第二类富者相形见绌的，自然是那些思想保守、观念落伍，缺乏经济头脑，不善于进行多种经营，或者害怕艰苦的老农。
贫富两极分化，也是一种社会风气。它随着社会经济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而起伏。
明中叶以前，整个说来，国家处于经济恢复和调整时期，生产发展缓慢，生活水平低下而单调，社会风气比较淳朴，价值取向、消费观念尚未明显改变，因而社会竞争不甚激烈，贫富两极分化尚不明显。明中叶以后，形势就大不一样了。这一时段，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和赋役改革“计亩征银”的出现，引来消费领域空前扩大，消费水平日益提高，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随之大变，社会风气从此日益腐败。当此之时，商品、金钱可以代替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凡是有市场价值的，都可以转化为货币和财富。同时，财富私有观念空前强烈，并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纵欲思潮。人们纷纷以“奢华”为时尚。于是在一些人看来，只有拼命追逐财富，才能满足不断高涨的物质欲望和精神刺激，舍此别无选择。也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缙绅势力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其剥削、掠夺的范围、种类与对象进一步扩展，手段与方式愈为凶残，或是明目张胆、假公济私，侵吞国家财产，或是“政以贿成”，贪污受贿。贫富两极分化从此进一步加快，形成一种互相争夺，贫富无定势的混乱局面。
这种局面所造成的结果，是农村贫富差别更加悬殊。
一方面，以土地为大宗的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以缙绅为代表的少数人手里。明末钱士升说：“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另一方面，更多的农民走向破产，沦为佃户、雇工、奴仆、无业游民。从明代后期（或明末清初）的文献资料里，人们看到当时全国各地佃户、雇工、奴仆、无业游民各色人等数量之多，及其去向和活动的记录骤然增多，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农民贫困的严重性，成为一个空前突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不然，当时农村也不可能出现人口大分流。
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像明代中后期涉及层面如此之广，贫富差别如此之大，则是前所未有的。通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到：第一，社会变动越激烈，贫富两极分化越快。明代社会大变动，始于成、弘，正、嘉以后步伐加快，至万历基本定型。是时经济繁荣，而风气败坏，贫富两极分化更加迅速，就是这种变动趋势的深刻反映。第二，经济文化发达区域，贫富差别可能更大。贫富两极分化，必有其经济基础和思想原因。明代经济文化发达之区，首推江南。江南为全国财赋重地，国家经济命脉所系。“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国朝岁供军储四百万，大抵取给江南”。有明一代，代变风移，风气变化最快、思想最开放、最勇于开拓进取之地，在江南。而在明代中后期，农村社会矛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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