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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理学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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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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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之旨为前提，而先从心的方面下手焉，则阳明先生之说，正当吾膺之不暇者矣。”[15] (P575)刘师培也认同阳明心学，他在《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说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相同，“天赋人权”是说人的“自由权秉于天”，而“良知亦秉于天”，所以可以说“良知即自由权”，“阳明著书虽未发明民权之理，然即良知之说推之，可得平等、自由之精理。今欲振中国之学风，其惟发明良知之说乎！”[16] (P585)他在《王学释疑》一文中说：
阳明以大贤亚圣之资出于学术坏乱之后，而德行功业彪炳三百年。当其盛也，其学固风靡天下，然数传以后，宗朱者力诋之，至拟之洪水猛兽，此固所谓蚍蜉撼大树者矣。[17] (P333)
蔡元培也称赞阳明心学，认为：
孔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焉者，得阳明之说而其理益明。虽其依违古书之文字，针对末学之弊习，所揭言说，不必尽合于论理，然彼所注意者，本不在是。苟寻其本义，则其所以矫朱学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而励实践之勇气者，则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18] (P100)
他对朱子学说虽也给以肯定，但多指摘其弊端，认为朱学“尤便于有权势者之所利用，此其所以得凭科举之势力而盛行于明以后也”。[18] (P93)蔡元培对朱、王学说的评价明显不同，实为扬王抑朱。他的《中国伦理学史》出版于1910年，是以新思想新体裁撰写的，它标志着理学从官方统治思想转为学者学术研究的对象。
四、汉宋之争与兼采
宋学与汉学既互相贬抑又兼采并蓄的关系问题，出现于清代，明代无之。明代的问题在理学内部，即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同室操戈”。二者之间的互相排斥延续到清代，晚清罗泽南书撰《姚江学辨》，以尊朱黜王。
谈到清代汉学、宋学的关系，很容易想到所谓“汉宋之争”。的确，宗宋学者与宗汉学者之间存在着门户之见，甚至互相诋讥。如姚鼐视“程、朱犹吾父师”，为卫护程、朱，不仅攻驳非议程、朱之说者，且加以人身攻击：“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19] (再复简斋书，P78)但也不能因此情绪化之言辞而认为姚鼐完全排拒汉学。他攻驳程廷祚(字绵庄)，却为其文集作序，序中虽仍不满其非议程、朱，但称赞他为“今世之一学者”，“观绵庄之立言，可谓好学深思，博闻强识者矣。”认为“绵庄书中所论《周礼》为东周人书，及解‘六宗’，辨《古文尚书》之伪，皆与鄙说不谋而合。”（注：姚鼐《程绵庄文集序》收入《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206-207页)，但程廷祚《青溪集》卷首载姚鼐之序，与此内容甚有差异。姚氏《青溪集》序多称赞程廷祚，无不满其非议程、朱之辞，谓：“其心胸阔大，气魄雄毅，直欲自立于汉、唐、宋、明之后，以上接孟子之传。读之使人奋然而兴，信孟子所谓豪杰之士，绝去后来甚远。然其学虽与伊川、元晦有异，而究当于圣人之意旨，合乎天下之公心，非若舛异交争，好立纲宗者也。”二序所署时间均为嘉庆十五年，或收入《惜抱轩全集》时作了改易？）如所熟知，姚鼐主张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为一事，不过其间有“大小”、“精粗”之别。他在《复蒋松如书》中说：“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19] (P73)可见姚鼐虽认为汉学“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但只能从属于宋学，不能跨越宋学。这种宋学为主汉学为辅的主张，反映了一般宗宋学者的思想。 对于汉学家来说，其思路恰相反。汉学家如戴震也主张“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20] (戴东原先生年谱，P709)于此而论，与姚鼐所言相同。但汉学家强调的是考核，即训诂名物制度。戴震反对“歧故训、理义二之”，认为二者为一事，其进路在由明故训以明理义，指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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