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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理学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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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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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儒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24] (P133)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也是着力攻驳汉学家的“厉禁言‘理’”、“由训诂以求义理”等，于其肯定宋学的言论或汉宋兼采者均避而不谈。二家所说，都不是全面反映当时汉学、宋学的关系。
乾、嘉之时，汉学盛而宋学衰，虽有门户之见，但并不绝对互相排斥。尽管宋学的学术地位在下降，然而程朱理学毕竟是官方统治思想，科举考试必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据，儒者从小就濡染于是。而程朱理学所强调的纲常伦理，是儒者所遵行的。所以，汉学家惠士奇手书楹帖：“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钱大昕对朱熹也很敬仰，在《朱文公三世像赞》中称：“孔、孟已远，吾将安归？卓哉紫阳，百世之师。……立德不朽，斯文在兹。”[30] (P274)他之尊重宋儒，在于德行：
濂溪氏之言曰：“实胜，善也；文胜，耻也。”儒者读《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当立孝弟忠信之行。文与行兼修，故文为至文，行为善行，处为名儒，而出为良辅。程、张、朱皆以文词登科，惟行足以副其文，乃无愧乎大儒之名。[31] (崇实书院记，P325)
段玉裁晚年曾追悔专注于训诂考据，“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他所说的“根本”，即程朱理学关乎身心伦理者。段玉裁在《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一文中推崇朱熹说：
盖自乡无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纷拏，异言喧豗。而朱子集旧闻，觉来裔，本之以立教，实之以明伦敬身，广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贤圣之可法者，胥于是在。[22]
即使深持门户之见的江藩，在制行上也称许宋学，且指责于汉学“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24] (附录：国朝宋学渊源记，P154)治经宗汉，制行宗宋，这是当时许多汉学家奉行的宗旨。
清代汉学、宋学的关系，治汉学者除去“百行法程、朱”外，在学术上也有对汉学、宋学持平、兼采的。在顺治、康熙年间，汉学始萌生，尚不存在汉、宋门户之见，即如方东树也认为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尚未专标汉帜”，论者以为其时为汉宋兼采。江藩《汉学师承记》说：康熙朝，“凡御纂群经，皆兼采汉、宋先儒之说，参考异同，务求至当”。[24] (P4)纪晓岚则从另一角度来说明：“国家功令，《五经》传注用宋学，而《十三经注疏》亦列学官”，“以宋学为宗，而以汉学补苴其所遗”。[32]
乾嘉汉学盛行之时，被称为“汉学家大本营”的四库全书馆，其馆臣如纪晓岚、戴震等，对于汉学之短并不回护，对于宋学也不一概排斥。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20] (与方希原书，P375)纪晓岚则说：
夫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至《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33] (P9)
戴、纪二人对汉学、宋学长短、得失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很有影响的汉学家惠栋治经泥古之短也不回护，在评其《左传补注》时说：“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34] (经部二十九·春秋类四，P380)《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宋儒之书，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予以称许：
《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相争也。……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于《四书》，其判析疑似，辨别毫厘，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制度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34] (经部三十五·四书类一，P461-462)
乾、嘉之时的汉学家中，主汉宋兼采者不乏其人。如程晋芳治经“综核百家，出入贯串于汉、宋诸儒之说。”[35] (卷14，蕺园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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