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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理学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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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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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墓志铭)翁方纲批评当时学者“稍窥汉人涯际，辄薄宋儒为迂腐，甚者且专以攻击程、朱为事”，[35] (卷12，送卢抱经南归序)强调“以考订为务，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35] (卷7，附录：与程鱼门平钱、戴二君议论旧草)许宗彦对汉学、宋学偏失皆有批评，阮元在为其撰写的传中说：“集(指《鉴止水斋文集》)多说经文，其学说能持汉、宋儒者之平。”[36] (浙儒许君积卿传，P402)阮元自己必是“持汉学、宋学之平”，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36] (拟国史儒林传序，P37)龚自珍称阮元是“汇汉、宋之全”。[37] (阮尚书年谱第一序，P227)刘宝楠治经受从叔刘台拱的影响，治汉学，也推崇朱子。其子刘恭冕在《〈论语正义〉后叙》中称刘宝楠“不为专己之学，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已。”[38] (P798)胡承珙以治汉学名，但主张“治经无训诂、义理之分，惟取其是者而已；为学亦无汉、宋之分，惟取其是之多者而已。汉儒之是之多者，郑君康成其最也；宋儒之是之多者，新安朱子其最也。”[39]
其时，主张汉宋调和、兼采的不独汉学家，宗宋者亦有之。前面提到的姚鼐，即倡合义理、考据、辞章为一事。即如方东树虽不满于治汉学诸家“欲以扫灭义理”，但也肯定其音韵训诂的成就：“考汉学诸人，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26] 认为“训诂名物制度实为学者所不可阙之学”，其《汉学商兑》也不离汉学考据方法。其他如姚鼐高第弟子刘开，在其《学论》一文中，提出了“尊师程、朱”，“兼取汉儒，而不欲偏废”。[40] 接近桐城派的夏炯，曾肆力于汉学，后专宗宋学，攻击治汉学诸家，但也认为“许、郑、程、朱之学，皆确然不可易之学”。[41] 潘德舆由宋学入词章，也不废汉学，认为：
儒者有三(指郑、孔，程、朱，陆、王)，圣一而已。诚以孔子之言为准则，三儒者皆可以相通而可以相捄。……夫郑、孔之诂名物，博雅详核，而不免于碎而杂；陆、王之言心性，简易直捷，而不免于虚而浮，各得孔子之道二三而已。程、朱之研义理也，持其大中，本诸心性，不废名物，其于人也，如日用之布帛菽粟焉，特其诠解群经，识大略小，自信而好断，不能脗合乎经之本旨赫然有之，孔子之道殆得其五六焉。……学者诚能以程、朱之义理为宗，而先导以郑、孔，通其训诂，辅导以陆、王，求其放心，庶有以捄程、朱之小失，而道学真可见。[42]
潘德舆兼采的不仅是汉学与程朱理学，还有陆王心学，合三者为一，而以程朱理学为宗。与潘德舆见解类似的，有林则徐的门生戴孙。他说：
以训诂之学入圣，十得其四五焉，其失也凿。以程、朱王氏之学入圣，十得其八九焉，其失也窒。以陆、王氏之学入圣，十得其七八焉，其失也荡。夫学之从圣，将以从于道也，去其失，取其得，则与道一矣。[43]
宗汉学、宗宋学者于汉宋调和、兼采，各有所偏。宗宋者以宋学为根本，以宋贯汉，汉为宋辅，汉学是从属的。宗汉者则汉学为根柢，义理由训诂而衍生。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宗汉学与宗宋学者之间既互相贬抑，又调和、兼采。汉学家对汉学、宋学的特点和得失的论断不失公允，对于时人治汉学的弊端也多有批评。至于宗宋学者如姚鼐，对治汉学者的批评也很尖刻，不是无人敢撄汉学之锋。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道光六年(1826)曾将书稿呈送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阮元助其刊行。方氏在书中点名攻驳阮元的次数最多，阮元应是了解的，但并没有以权势加以压制，反而助成其事，亦见其雅量。况且此时汉学也已是由盛而衰，学术氛围也在变化，其趋势是汉宋调和、兼采，《汉学商兑》的出版说不上是“石破天惊之举”。
乾嘉汉学兴盛时，扬汉抑宋，宋学的学术地位受损。然而宋学的衰颓，不能仅归因于汉学的“垄断”，主要是其自身的原因。如前所述，其时无论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在学理上都无甚创新，只是在重复宋、明儒之说，难免枯萎。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所谓理学“复兴”，不过是落日的余晖。而汉学由于琐碎、脱离实际的弊端，也趋于衰微。汉学盛时，很难说是一元的垄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仍有其相当的地位；况且，乾隆时庄存与开启了复兴今文经学之端。嘉庆、道光年间，刘逢禄上继庄存与，下启龚自珍、魏源。龚、魏以今文经学议政，开晚清风气之先，流风及于康有为。康氏借今文经学宣传维新变法，其弟子梁启超、欧榘甲等都张其师的学说。谭嗣同、唐才常受康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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