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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与德意志王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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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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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无封建关系即封君封臣关系。伯爵与国王之间也没有这种关系，在伯爵的心目中，国王只是其自由的最高捍卫者，而不是封建等级之首[3] (P79—80)。
奥托一世的政策是通过使教会紧密依附于王权来建立集中化的政府。在这种政府构建中，奥托视公国和伯爵领为国家行政区而非采邑，视公爵和伯爵为国家公共职位而非封臣。他努力维护的是加洛林王朝时期的非封建政府的概念，这种政府依靠国家行政原则而不是封建等级契约进行管理和统治。因此布洛赫认为：“在‘封建化’远不像法国那样深入和均衡的德国，王权在比法国王权长久得多的时间内一直遵循着加洛林模式。”[6] (P426)11世纪以前，德意志王权与教会间只有行政控制关系。国王把大量财产和特权赐与教会，进而将各级教会机构作为国王直接控制下的国家管理机器，大量高级教士成为国王的高级官吏，这一时期的德国教会制度遂有“帝国教会体制”之称。
当然，11世纪以前，德意志王权也开始具有某些“封建”的外观，这也是事实。亨利一世经过与公爵的有节制的斗争，赢得了一些公爵对王权的臣服与效忠。在奥托一世的就职典礼上，几大公爵共同向国王表示臣服与效忠。特别是萨利安王朝的康拉德二世开始有意识地将封建法引入国家管理，有论者认为：“他是第一个并且长期以来也是惟一一个我们可以视作自觉地推行封建政策的德意志国王。”[4] (P239)康拉德试图在王权与中小贵族之间建立封建联系，为此他于1037年颁布法律，保障所有采邑拥有者的地产和采邑继承权[7] (P395)。但他的封建政策并没有延续下来。
萨克森王朝和萨利安王朝初期的统治者通过帝国教会体制和对世俗大贵族的有效控制，建立起当时西欧最强大的王权。他们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成功中也潜伏着严重隐患，其中主要是：
1. 11世纪以前的德国王权整体上并无制度创建。奥托政府主要通过个人权威和家族政治以及大量恩赐维系教会贵族和世俗大贵族对王权的忠诚。教、俗贵族对王权的臣服和忠诚往往以自我利益的得失为转移，并不受某种原则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在雄才大略的奥托一世时期竟接连发生公爵叛乱的缘故。建立在个人权威和家族政治以及王室恩惠基础上的权力平衡，显然是脆弱的。
2. 王权与公爵、伯爵以下的所谓自由贵族相脱节。11世纪以前的德国是以自主地产为主导的社会，拥有广大的自主地产的贵族，与国王、公爵和伯爵之间不存在“封建”的约束关系，他们是所谓自由贵族。不仅国王没有在王国范围内建立封建宗主权，公爵、伯爵在各自统辖的区域内也未建立封建宗主权，自由贵族有较大的空间扩充实力。萨克森王朝在整个10世纪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解决公爵对国王的威胁上，结果公爵的权势受到有力打击。萨克森王朝基本消除了公爵对王权的威胁，但公爵权势的衰退也为大量自由贵族的成长开辟了更宽广的道路。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这些自由贵族的利益、特权和实力也随之日渐增长。这些贵族的经济社会活动并不是依托王权或某一级大贵族，而是独立进行的，所以他们的独立意识很强。
3. “帝国教会体制”一语，也只是表明教会贵族对王权的直接依附，这种依附关系是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会依附王权的进一步发展。从制度上看，教会依旧自成一体，并未真正融入政府框架。一旦王权与教会间的关系重新界定，教会不仅会脱离王权的控制，而且其强大的物质实力为自身的独立提供了重要基础。
德国封建主义的显著发展是在11世纪中后期，具体地讲，是在德皇亨利四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之间爆发所谓“主教授职权之争”的时代。诚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那样：“作为授职权之争的产物，德意志沿着通向封建主义的道路迅速迈进。9世纪发生在法兰西的、使法兰西社会成为封建社会的那些变化，在德国因发生在亨利四世统治期间的那些内战而告完成。”[3] (P136)
11世纪后期德国封建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城堡的普遍出现。11世纪以前的德国城堡很少，城堡的建筑简单粗陋，只是普通的设防居所，并非真正意义的城堡。当时王权强大，国王牢固地控制着构筑军事要塞的权力，贵族私自建造的城堡被视作非法之物。11世纪后期开始，真正意义的城堡首先出现在萨克森，当时萨克森的自由贵族与亨利四世间爆发了激烈冲突，萨克森贵族为了对抗王权构筑了大量城堡，所以汤普逊指出：“德国真正的城堡时代始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8] (P30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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