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理论的变化还与教会全面介入世俗政治有密切关系。基督教会在取得合法的地位之前，基本按照“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新约·路加福音》，20∶25)的原则，承认世俗政权，但敬而远之。随着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教会与世俗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教俗之间权力关系的潜在矛盾也随之形成。虽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的区别奠定了教会政治的基础，罗马教皇格拉西乌斯也说世界上有两种权力，“教士的神圣权威(authority)和王权(power)，其中教士的责任更重大”[23] (P13)，指明教会高于政府，但在实际上，教会是依附于世俗政府的，冲突并没有表面化，罗马教会与东部皇帝的君臣关系一直保持着。7世纪末，随着伦巴德人国家的崛起，教皇在意大利的势力受到威胁，与此同时教皇与东部帝国的关系破裂。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教皇采取与法兰克政权结盟的措施以求庇护，因此，当墨洛温王朝的宫相丕平就篡位一事征询教皇扎卡里亚斯的意见时，后者立即予以认可，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以便等级秩序不被混淆”[8] (P262)。教会与加洛林王朝的结盟使教俗的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王权成为神的恩典，国王同时具有了宗教职权，多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另一方面，教会则通过给国王加冕，在理论上超越于王权之上[24] (P268—269)。随着大环境的改变，等级也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联系起来，不但具有受规则约束的宗教生活的含义，同时还有政治社会秩序的意思。从8世纪中期起，“等级一词就成为西部的政治和教会思想的中心”[8] (P262)，对等级观念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教会全面介入世俗社会虽然在物质上有了巨大的收益，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不但失掉了传统的教会神职人员的任免权，沦为世俗政权的附庸，而且使教士等级赖以存在的优势——圣洁的道德面临危机，教会内部腐败严重。查理曼去世后，加洛林帝国很快趋于分裂，随着封建化的进一步发展，私人领主势力大增。私人领主把自己封内的教会地产视为个人财产，同时还控制了教会人员的任免。国王在保护教会的同时，自然控制了主教的任免权[23] (P24—25)。作为封建体制的一部分，教会还要按照封君封臣的规定，自费服军役。加洛林王朝时期，教会一直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解体后，随着王室力量的式微，教会更是成为其惟一的军事支柱。教会获得了“特免权”，但军役不在其中，它一直是国王没有放弃的权力[25] (P83—105)。随着封建领主之间战争的加剧，兵役成为教会的沉重负担，不但教会、修道院要负担兵役，就连主教或修道院院长本人往往也必须拿起武器，亲赴战场，为国王或领主作战[26] (P203—210)。繁重的兵役引起了教士的普遍反感，他们视兵役为一种罪恶。在这种情况下，从9世纪末起，教会内部兴起一股强大的改革势力，并以新兴的克吕尼修会为中心，希望在彻底整饬教会内部腐败的同时，夺回教会的自主权，免去世俗政权任免主教的权力，同时减少教士等级的俗务，尤其是军役。这种倾向同样反映在教会神学家的理论中，从而成为三个等级理论出现的直接契机。

    从阿勒弗里克、乌尔夫斯坦等人的著作来看，三个等级理论的最初功能在于通过强调等级之间的不同分工，达到教会摆脱俗务，实现和平的目的。作为英格兰本笃会复兴的领军人物，阿勒弗里克与乌尔夫斯坦关系密切，前者在给后者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三个等级问题。从阿勒弗里克有关三个等级的言论来分析，其重要的目的可能就是为教士摆脱抗击丹麦人的沉重军役造舆论。他在强调各等级职能分工的同时，还以叛教者朱利安为反面例子，对强迫教士从事世俗战争的行为进行谴责。他明确表示：“世俗的武士不能强迫上帝的仆人离开精神上的战场到世俗的战场，因为对他们来说，击败无形的敌人比有形的敌人会更好些。如果他们抛弃了服务上帝的职责，转向与自己的职责毫不相干的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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