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过去被压制的价值观念重新抬头
    战国秦汉以来，游侠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社会群体。游侠或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厄困；或睚眦杀人，称霸一方，与豪强结合形成一股社会势力。游侠以武犯禁，为法度所不容。但游侠言必行，行必果，一诺千金，扶危济困的行为，一直颇受士人称道。游侠讲义气重然诺的价值取向对社会有相当影响。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任用酷吏打击游侠豪强，游侠及其社会影响逐渐淡出，几近销声匿迹。
    三国时期，在正统思想弱化、价值取向趋于多元格局的情况下，游侠讲义气重然诺的价值观念重新抬头，对于割据称雄者争取和维系人心，巩固内部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刘备与关、张，名为君臣，实则恩若兄弟。关、张等人出生人死长期追随刘备，并非主要出于忠君的正统观念，而是由于刘备个人恩德的感召，其核心是同生共死的朋友兄弟之义。关羽被曹操所擒，曹操对他优礼有加，但关羽仍执意离去，曾叹息道：“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11]后世对关羽“义薄云天”的评价，就是对三国时期士大夫价值取向的一个明确的诠释。
    刘备白帝城托孤，谓诸葛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9]对诸葛亮不是责之以忠，而是动之以情，勉之以义。无论刘备说这话是出自何种考虑，若按汉代儒家正统观念，作为蜀汉皇帝说出这种话来是绝对有违礼制的。蜀汉以汉室正宗自居，以复兴汉室为己任，蜀汉天子绝对只能姓刘而不能姓诸葛，即便嗣子是白痴，江山社稷也绝对不能让诸葛亮取而代之，这是一个统绪攸关的重大原则问题。当年汉哀帝乘着酒兴对宠臣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大臣王闳立即严正指出：“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12]在汉代儒家正统观念中，即使是天子戏言让位于外姓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可见，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为后世称羡不已的理想君臣关系，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儒家正统观念中的君臣关系，而是一种掺合了朋友之义的君臣关系。
    在孙吴集团中，这种以义气维系君臣、同僚关系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孙策创业，以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13]顾雍迎母于吴，既至，孙权前往迎贺，亲拜顾雍之母于庭。[14]以君主之尊而拜部属之母，显然是欲以朋友之义来巩固君臣关系，以赢得部属的效忠。
    太史慈被孙策所擒，孙策为之解缚劝降，并咨询进取之术。太史慈表示愿意回去召集旧部前来归降，孙策当即应允，并与太史慈约定返回时间。诸将皆认为太史慈必定一去不返，孙策却说：“太史子义，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不欺策。”太史慈届时果然率众来归。[15]孙策与太史慈这番言行，俨然当年游侠再世。
    刘备伐吴，有人说诸葛瑾已遣人往蜀，孙权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在孙权看来，自己与诸葛瑾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莫逆之交，维系他们关系的主要不是君臣纲常，而是一种生死不渝的朋友义气。

    　　　　二、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的价值观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三国时期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士大夫心目中君权神授观念淡化，使权臣篡位越来越无所顾忌。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犹托名周公辅成王，对士大夫的舆论还有相当顾忌。曹丕篡汉，还须借禅让作为掩饰，对君臣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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