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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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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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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明显了。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士大夫”一词中“士族”的含义越来越淡薄，到宋代，一般就不再用“士大夫”来指称“士族”即“旧地”、“高门”了。
同时，在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士大夫”一词还没有“承担舆论评判责任群体”的含义。那么此时，指称那些承担舆论评判责任群体的是什么词汇呢？除去前面提到的“士友”、“议者”、“时人”等外，使用更多而且更固定的词汇，我想应该是“士君子”。 我们查《旧唐书》，“士君子”出现了23次，几乎与“士大夫”一样多。检查这些“士君子”的用法，发现他们无论有官与否，多是一些有操守、并承担着社会舆论责任的群体。因此我们在《旧唐书》中看到，像“无士君子器”(12)，“无士君子之检操”(13)、“有士君子之风”(14) 这类品评操守的词句时有所见；而像“士君子重之”(15)、“士君子多之”(16)、“士君子是之”(17)、“士君子罪之”(18)、“士君子少之”(19)、“士君子称之”(20)、“士君子惜之”(21) 这类左右社会舆论的词句更是出现频繁。“士君子”的这些操守和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在北宋人看来，都应是“士大夫”的品质和责任。因此《新唐书》中的“士君子”只出现了5次，比起“士大夫”的46次来，就少多了。到《宋史》，“士大夫”如前所述出现了316次，而“士君子”仅出现了12次。
由此我们或可以说，唐宋间“士大夫”一词含义也是这个阶级最大的变化有二：一是“士大夫”由“士族”、“旧地”变成了文人官员；二是“士大夫”除文学或礼学修养外，社会对其操守品质，以及评判的、舆论的责任有了进一步要求。这后一点，在北宋的“士大夫”那里能看得很清楚。
我们还可以作另一个比较以为旁证。
唐宋两代皇帝都曾以诏书的形式对臣下进行过训诫，但训诫的内容则小有差别。就唐代而言，尚无以“士大夫”为对象的训诫。皇帝训诫的对象多为内外群官。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东封赦书》说：“朕……思与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22)，依靠的是“公卿大夫”，也就是官员(23)。唐穆宗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颁布《诫励风俗诏》，批评“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24)，更把天下人(除皇帝外)大致分为“卿大夫”和“士庶人”两个阶级。前者是官员，后者是民众。从中看不到“士大夫”阶级的存在。这也就是说，唐朝皇帝关注的仍然只是官员，而不太强调有一类较特别的官员即“士大夫”。此外，唐代皇帝对官员的训诫也以惩罚为主，在诏书中多有“从今已后，有犯必绳，朕不食言，尔无荒怠”(25)、“自今已后，内外官有犯赃贿至解免已上，纵使逢恩获免，并宜勿齿终生”(26) 之类的语言，而很少令其反躬自省。
到北宋，情况就有所不同。从诫励的对象看，除百官外，已有直接以“士大夫”为对象者，如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有《诫励士大夫诏》(27)，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有《训饬士大夫御笔手诏》等。在皇帝的诏书中，“士大夫”常被认为是依靠对象，像“士大夫者，朕之所恃以共理”(28)、“共治者，惟吾士大夫而已”(29) 之类的话就屡见于诏书。而且，诏书对士大夫的批评，很多是操守问题，例如“今吾士大夫，间乃违古人厚重之守，蹈末俗薄恶之为”(30)，“比闻士大夫所为……苟于禄利为有得，则一切不顾义理之是否”(31) 等。对他们的训诫也以求其名实相符、责其修身自省为主。例如要求士大夫“因行察言，缘名责实”(32)，“务敦修于行实，无过事于言华”(33)，“公乃心、窒乃欲……修身励节”(34) 云云。这些批评和要求在唐代皇帝的诏书中是很少有的。
由此或可旁证：到宋代，士大夫不仅已是一个明显的阶级、成了皇帝依靠的对象，而且这一阶级除去能文学、是官员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操守。“节行”和“廉耻”(35) 是这一阶级成熟亦即有了自己阶级特色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在唐代还是很少看到的。
总结一下本文：“士大夫”一词在北朝时期多指门阀士族，至唐初亦然。逐渐地，“士大夫”开始主要指称官员，特别是“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36)，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他们也不是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这时，一般仍认为社会大致由“公卿大夫”和“士庶人”两大阶层构成。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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