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蒋介石召集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王正廷等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张学良6日的来电意见完全采纳。同日，国民政府电张称：“中俄交涉既已接洽妥协，准如所请办理，派蔡运升为正式代表，明令不日颁发，尚望以拥护国权为重。”（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第169—170页；《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1072页。）
    12月22日，蔡运升作为国民政府代表与西门诺夫斯基签订《伯力会议议定书》。主要内容是：(1)中东铁路恢复7月10日前状态，苏联改派的中东铁路局长立即就任；(2)恢复边境线和平状态，并往后撤兵；(3)中苏国交全部恢复问题，于中苏会议前作为悬案，双方认为可能并必要，先行恢复苏联在东北和中国在苏远东地区的领事馆；(4)中国官宪解除白党武装，并将其首领驱逐出境；(5)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中苏正式会议，解决履行协定及双方利益问题。（注：《伯力草约正文》，《大公报》1930年1月26日第1张第4版。）至此，中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历时5个多月的冲突终于告一段落。
    然而，国民政府在苏联的军事进攻停止之后，又出尔反尔，借口伯力协定超越了有关中东铁路的范围，要部分或全部否定，对受命主持交涉的蔡运升，也要“严加议处”。
    1930年2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对俄外交方案，决定：“一、说明伯力记录超越代表原有之职权，擅自签订在中东路以外之条件，蔡运升应从严议处。二、中央选派代表赴莫斯科会议，解决中东路问题。三、声明复交及全部通商，如有开议必要，应由苏俄另派代表来京开议。”（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第446—448页。）
    得知南京中央的这一决定，张学良颇感焦虑，担心中苏之间再起波澜，遂于2月7日急电蒋介石，并于8日另发一电给谭延闿、胡汉民、王正廷等人，请求勿将此决议发表，但未被采纳。2月8日，外交部宣言发表，该宣言明显含有对伯力协定不以为然的内容，且参与交涉的朱绍阳、蔡运升及亚洲司长周龙光均被撤职。（注：《中央对俄方案全定，未来会议范围只限中东路，惩办周龙光朱绍阳蔡运升》，《中央日报》1930年2月8日第1张第1版。）南京当局这样做，无疑有挽回面子、应付舆论的考虑，因当局在事件初起时所夸下的海口与最终的结局悬殊太大，只有这样才能勉强找到一个遮羞的台阶。朱、蔡、周三名具体交涉人员，成了蒋介石、胡汉民、王正廷等人错误决策的替罪羔羊。
    对于只是追究蔡运升的责任，当时即有人表示不满，天津《大公报》之社评指出：“俄案初发之时，中央、地方皆主硬干，蔡独持异议，恐致不可收拾，事发后犹设法偕俄领赴长春晤张作相，商万一之挽救。彼时所拟四项，自今而论，求之不得，假令当局有眼光，能用蔡之稳和政策，则何至受兵事损失？且根本上无伯力会议矣。今闯祸之人，无人责备，乃独责一最初反对惹祸、最后受命求和之属吏，甚且目为逆贼焉，是亦不可以已乎！”（注：《伯力纪录与蔡运升》，天津《大公报》1930年2月3日第1张第2版。）
    1930年5月9日，东北推荐、南京委任的新任中苏会议全权代表莫德惠抵达莫斯科，因苏方坚持以伯力会议记录作为正式开议之前提，交涉又几成僵局，延至10月11日，会议才正式开始。在会谈中，中方主张先解决中东铁路问题，苏方则要求先讨论恢复两国邦交和贸易问题，且不接受中国赎回中东路。会议先后共举行25次，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协议。一直拖到1931年秋天，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这场马拉松式的会谈才无形停顿，不了了之。

    纵观中东路事件收场的经过，笔者对这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有这样几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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