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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外交立场之演变——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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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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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而是话锋一转，谈起了太平洋学会的理念。他说：“我们在此，不是来哭，也不是来笑，只是来明白一切。我们在此，不是来教导，只是来互相交换意见。”[2] 反对在对日问题上“唱高调”，这是胡适的基本主张。胡适认为战争是一件大事，作为民众领袖应尽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否则就不能算他尽到了对国家的责任。而作为民众则应冷静地考虑替代战争的其它方法，单凭爱国主义是救不了国的。[3] (第六册，p1260)
胡适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另一主要人物丁文江在对日问题上也是极端的“唱低调”。他主张中国应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日本妥协，并且应该利用一切国际的关系来缓和我们的危急，来牵制日本使它与我们有妥协的可能。胡适称丁文江主张的这种妥协是一种“有计划”、“有条件”的“妥协”。[4] (第七卷，p508)正因为如此，中国会员在会上尽量避免与日本会员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发生正面的冲突，但在“满洲问题”上，中日两国会员还是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日本会员认为，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保证条约的权利，是一种“自卫”。它的外交官随时准备与中国的外交官谈判解决当前面临的争端及争端背后的问题。中国会员表示不能接受日本的“防卫”理论，并指日军在满洲的行动是侵略。中方坚持通过国际联盟签约国的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领土上撤军。只有侵略军完全撤走之后，才可能与日本进行谈判。[5] 会上日本会员还声称，中国所宣称的对满洲的主权是没有依据的，满洲从来就不是中国领土。[6] 更有甚者，日本由质疑中国对满洲的主权更进而质疑中国的主权国家地位。日本会员高柳竟称，满洲成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正努力想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的实现是中国的目标。然而，按照法理学的观点，国家的存在必须建立在政府存在的基础上，没有政府就没有国家，而中国则不具备这种基础。中国的局势表明，西方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还不如说是一种抱负，因为在中国没有真正有效管理整个地区的中央政府，在那个地区同时存在几个政府。[7] (p233～234)对此，中国会员指出，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有效地控制着自己的土地和人民，这一事实并不因她同意给予外国人司法豁免权或者因内战而引起的临时纷争而改变。[8] (p238～239)
显然，中国国内政局的不稳定给日本侵略提供了借口。自巴黎和会以来，欧美列强常常批评中国政局不定，没有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当时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有效力的政府。日本正是利用欧美此种观念，在国际上极力宣传，攻击中国政治紊乱，不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并以此作为侵略中国的理由。因此当时中国感到十分紧迫的，就是充实中央，组织强固政府，造成政治重心，一致对外，以正国际视听。[9] (第二分册，p60)正因为如此，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主张对日忍让，同时支持政府做对日作战的准备，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由分权的名义上的统一做到实质上的统一”[10] (第六卷，p175)。这意味着要拥护国民党政府，容忍蒋介石的独裁。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会员坦言“在外侮凌逼之际”中国出现了中央集权的趋势，并且“为谋中国人民幸福起见，为谋各友邦在华利益起见，舍此莫由”[1] (p35)。
日本当然不会让中国从容地组织起来，而是企图在中国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之前就灭亡中国。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1933年进攻热河，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延伸。是年8月14日至28日，第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在加拿大班夫(Banff)举行。胡适再次率团出席。出国前，胡适拜访了罗文干和汪精卫，罗、汪向他出示了包括华北停战以后的新说帖等重要文件，他也因此更能“谅解”政府的“艰难”地位。[10] (第六卷，p218～219)赴会途中他经过日本，与日本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员进行了会谈。他对日本会员说，中日问题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心问题，无法可以规避，不如老实承认此问题。大家开诚讨论，也许可以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建议两种方式。一是由中日两国各推若干人，开特别会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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