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卷入了对日战争，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彻底改变。次年12月4日至12月14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次年会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屈布兰(Mont Tremblant)举行，施肇基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上，有关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及中国战场在打败日本的战略中的重要性得以讨论。中国会员在会上反复表示，由于中国有经过几年战争磨练的三百万军队，能够提供向日本心脏地区发起海陆空攻击的基地，因此中国是反击日本最好的战场。当西方列强忙于处理欧洲事务，让日本毫无牵制地在中国行动是非常危险的。除非日本受到其它方面的牵制，否则日本可以攻取中国的任何城市，包括重庆。因此盟国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合作机制，特别是让中国参加到制定战略中来。[17] (p30～33)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曾于1942年10月10日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提议成立一个由各盟国组成的高级委员会，以便盟国间在制定战争战略上变得更为团结与合作。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在会上再次重申了中国的这一愿望。[17] (p18～19)此外学会还讨论了对日实行政治战、心理战和经济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比如说在中国东部设立电台转换装置以便对日广播能够有效地覆盖日本本土；经济上封锁日本与中立国和其欧洲盟友之间的贸易；集中海空力量攻击日本的交通、通讯和工业中心等等。[17] (p38～41)
    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太平洋国际学会开始关心战后太平洋地区安全与合作的问题。这一问题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在击溃日本之后使日本不再有发动侵略的可能与愿望？二是应采取何种措施以维护战后太平洋地区的永久和平？会上，英国代表团团长阐述了英国在战后对日处置问题上的立场。他表示，日本在战败后必须交还1930年以后通过侵略所取得的土地。同时为了防止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战后必须将其工业设备中的一部分交给它的邻国，特别是中国。但日本仍将被允许进入世界市场，特别是轻工业市场，以维持其7300万人的生活水平。[17] (p7～8)显然这对日本是非常宽大的，但却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代表表示，战后“满洲”必须无条件归还中国，任何国际性的政权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其次，台湾也必须归还中国，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如果盟国希望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也应该在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的主权之后与中国协商解决。第三，朝鲜也应该完全独立。[17] (p43)不过这些主张都是对英国主张的一种临时的回应，当时中国对战后日本处置及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上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看法。
    在1942年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关注的重心是如何迅速打败日本并使中国成为保证太平洋地区永久和平的主要力量。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在演说中指出，中国最大的希望，就是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废除列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中国希望在战争胜利结束后能收回那些被武力或武力威胁夺去的土地，中国渴望战后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将在战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中国欢迎外国来华投资并在技术上给予中国帮助。[17] (p16～18)胡适没有出席会议，但他在给大会提交的论文中也表达了要求归还被占领土和列强放弃在华特权的同样愿望。同时胡适还表示，中国应该被允许参与战后普遍安全计划。[17] (p131～132)

   　　　　三

    由于中国在1942年的会议上对战后世界总体局势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缺乏一个明确而具体的表态，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仍全神贯注于对日作战之中，无力思考战后的问题。有关战后和平计划的若干著作都出自欧美学者之手。同时，由于中国未能把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告诉世界，关于战后世界的许多文章也未能对中国人民的和平目标和愿望给予充分的注意。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44年出版了由学会会员周鲠生教授所写的《赢得太平洋的和平》一书。胡适在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称该书“尽管不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却是最好地反映了许多中国知识界领袖人物的要求和希望”[18]。
    周鲠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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